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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悬泉置壁书看《月令》在汉代的法律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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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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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其中的《田律》[4]，有这样的规定：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鳖，置阱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河（呵）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 田律
这段律文大意是说，春天二月，不许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许堵塞水道；没到夏季，不许烧草以及采取刚发芽的植物，也不许捕捉幼兽、幼鸟，等等。这些法律规定，在《月令》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影子。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人们很早就开始注意季节变化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可以说，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经验，是《月令》丰富的思想源泉；《月令》中那些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原则和规范，不但一再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而且统治者也不得不"敬顺吴天"，对其表现出足够的尊重。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期曾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秦国，也在其所制定的法律中对《月令》的成果加以吸收。
东汉后期著名学者蔡邕曾撰《月令篇名》一文[5]，对《月令》加以考述。作者首先考证了《月令》篇名的由来以及《月令》在统治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所以顺阴阳，奉四时，效气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备，各从时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渎之义，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
接着，作者旁征博引，追根溯源，考察《月令》与儒家其他典籍的关系，认识到《月令》的成篇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自天地定位有其象，圣帝明君世有绍袭，盖以裁成大业，非一代之事也。
《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经曰："王用享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择元日，祈彀于上帝。"
《颛顼历术》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于天庙营室五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
《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
《易》曰："不利为寇，利用御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
《书》曰："岁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
凡此皆合于大礼王政，其类不可尽称。
五经基本上是孔子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编修的成果，《月令》与这些典籍多有相合之处，反映了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作者在进行了上述考证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大戴礼·夏小正传》曰："阴阳生物之后，王事之次，则夏之《月令》也。"殷人无文，及周而备，文义所说，博衍深远，宜周公之所著也。官号职司，与《周官》合。
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云《月令》吕不韦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由于《吕氏春秋》"取《月令》为纪号"，《淮南子》中收录了与《月令》大同小异的《时则训》，当时就有学者认为《月令》是吕不韦或淮南王刘安的作品，对这种倒因为果的观点，蔡邕提出了批评，这是他的卓见。然而，作者认为《月令》是周公的著作，则缺乏根据，难以令人信服。 从流传至今的有关《月令》的代表性古注中，我们知道，郑玄认为《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而蔡邕、王肃则断定该篇为"周公所作"。[6]清代著名礼学家孙希旦折衷各家之说，指出："愚谓是篇虽祖述先王之遗，其中多杂秦制，又博采战国杂家之说，不可尽以三代之制通之。然其上察天时，下授民事，有唐虞钦若之遗意。"[7]在无法弄清《月令》作者的确切身份之前，孙氏的这一论断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月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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