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日益多样化，更有利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鉴于民族、地区以及各个经济单位的差异，人们必须通过交换，通过市场的调剂和补偿，才能正常地生产和生活。这样，商品、交换、商业、传统市场、商品经济，甚至货币就成为往昔社会经济生活中挥之不去，欲除无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尚未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商品经济又难以冲破自然经济的束缚，处于较低的水平。也就是说，所谓自然经济或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并不排斥，也无能排斥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和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共存和结合，互相补充，互相制约，而以自然经济为主导，成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必然。对于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租佃关系占主导地位，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的魏晋南北朝，同样没有例外。前述状况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短暂的极端，而非全部。小农经济虽然十分脆弱，其生产又具有较易恢复难于发展的特征，其生产恢复的条件相当简单，只要社会较为安定，农民有地可种，基本上不误农时，赋役负担大体上承受得起便可。因此哪怕在汉魏之际，十六国时期这两个堪称我国历史上最动乱最黑暗的时段，在社会相对安定、农民有从事生产的可能的地区，依然可以看到交换，商人和商品经济视隙而动，甚至颇为可观。下面不妨试举数例证明之。
其一，在汉末军阀混战中，巴蜀地区相对安定，社会经济没有受到多大破坏。刘备占有成都后，曾将府库赏赐一空，出现了“军用不足”的危机。刘巴建议：“但当铸值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刘备采纳，结果“数月之间，府库充实”①。
其二，汉魏之际，辽东尚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战乱较少，似乎是个世外桃源，中原及南方人民纷纷而来。地主经济有所发展，商业也有起色。王烈避乱辽东后，因不愿为割据者公孙度所用，乃以“商贾自秽”。在他的感召下，居然“使辽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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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卷9《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之人，市不二价”①。当吴国的舰队到达辽东后，欲与“市买者’’竟多达“五六百人”②。
其三，众所周知，吕蒙之夺取荆州，靠的是尽伏精兵于船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③。这说明，曹孙刘三家虽然为了争夺荆州，接连发起战争，荆州虽然遭受破坏，但长江中的商贩依然不断。
其四，历经永嘉之乱和汉国刘渊的起兵，北方社会经济惨遭破坏，当石勒和祖逖对垒，相持不下时，出于经济的需要，石勒要求“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④。
其五，十六国初期，凉州相对安宁，张轨“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其子张茂利用这里是丝绸之路必由之地的优势，打適丝绸之路，发展中外贸易，收到了“刑清国富”⑤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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