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帛始终肩负着实物货币和衡量财富尺度的职能。《盐铁论·水旱篇》说：“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正如前文所述，农民需要也离不开交换和商品，却并不是离不开货币，这里岂非传达了农村中依然保留着一些以货易货的习惯吗。就封建政府的赏赐来说，除了金和钱外，往往同时伴随着帛之类的实物。这类例证并不少见，这里不一一列举。而所谓入粟拜爵之类，又是专指粮食而言的。尽管此时即将进入或已进入了西汉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最繁华的阶段，按照《史记。货殖列传》的说法，此时楚越之地还“不待贾而足”，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还处在孕育阶段，若进行交换的话，以货易货当会更普遍一点。即使到了唐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已强于两汉，也还难于改变钱和帛兼用的格局。再如，《史记》和《汉书》在谈及具体的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时，虽然有时用钱或金来描述其拥有的财富，但论及总体时，却又全部用实物来阐述，使人读来十分费解，也极难折算这些实物的价格，充其量给人以大概如此的感觉。这种状况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殖传》中尤为明显。这表明，货币最基本功能之一，即财富尺度的功能，也还难以显示。
第二，难以避免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巨大波动。当统治腐朽，土地兼并激烈，赋役重压下农民纷纷破产时，无限的贪欲和奢侈的享乐表面上可能会使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呈现畸形的繁荣，但必然导致其巨大的波动，两汉之交及东汉末年就是如此，此时此刻，货币的功能同样会消失不见。和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的波动更大，货币衰退的时间更长。原因不是别的，最主要的还在于战乱过于频繁，延续的时间过长，社会经济遭受的破坏更严重，决非是出于没有统一货币的原因。
第三，铜钱，包括汉五铢在内，之所以通行，和其自身的使用价值密不可分。当它名不符实，远远超过其使用价值时，人们便会废弃不用；当低于其使用价值时，便会鎔钱铸器。这在封建社会可谓屡见不鲜。汉五铢之能长期使用，甚至汉亡以后还为人们所喜爱，为市场所采纳，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它制作精良，成色合理，币值和使用价值基本吻合。魏晋南北朝的铸币，绝大部分出于统治者掠夺或聚敛财富的贪欲，面值远远超过其使用价值，如蜀汉的“直百”、“值百五铢”和“太平百钱”，吴国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和“大泉五千”钱，刘宋实重二铢的四铢钱，梁朝的女钱，“直百五铢”，“定平一百”，“五铢对文”和铁钱，北周的“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钱等，无不如此。有些仅从钱的名称便能一眼瞧出封建政府的贪婪和目的所在，有些则是封建政府强令以一当二或以一当五、当十使用。这样的货币靠封建政府的强权固然能得逞于一时，为时不久便会被市场拒之门外，是必然的。“商贾不行”、“商货不通”、“公私非便”虽然说明它们对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所起的负面作用，但他们并不能阻断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恢复和发展的步伐，特别是东晋南朝和北朝中后期。
总之，上述状况说明，既不能过高估计两汉时商品经济和汉五铢，也不宜过低地估计魏晋南北朝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
再次，赋税是否征收货币，不能作为衡量封建社会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标准。
两汉的赋税以货币为主，功过如何，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其中有一点较为明显，所征非所产不但遭到后世的诟病，也难以始终如一地推行。从西汉后期起，尤其是到了东汉一代，常常使封建政府陷入尴尬境地。曹魏改为全部征收实物，并施行了将近六百年，若非符合当时社会经济的实际，是不可能的。两税法确实是赋税制度上的一大变革，但其积极意义并非体现在以征钱为主，而是体现在适应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的现状，开始纠正自秦以来赋役制度中以身丁为本的不合理现象。两税法中两税斛斗征收实物殆无疑义。两税钱物呢?陆贽讲得也相当清楚：“定税之数，皆计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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