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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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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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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溃决记载（没有溃堤不一定没有水患），从一个侧面证明唐代不仅水患频率低而且没有发生摧毁荆江大堤的特大水害。这样估计是同明、清频繁的水患乃至决堤相比而言，并不是忽视唐代长江中游也曾经发生过近10次严重水灾，我们所强调的是水患发生频率低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这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二、良好的生态环境，天然的调洪能力
水患与生态息息相关，而构成生态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核心是森林。森林具有多方面保护环境的作用，唐人对此已有认识，《唐六典》卷7《虞部郎中》条载云：
凡五岳及名山能蕴灵产异，兴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
法令的规定表明唐代人们认识到森林能“兴云致雨”，“有利于人”，所以“禁其樵采”，无疑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然而法令的制定与实际的操作有很大的差异，唐代特别是北方滥伐森林以至于破坏生态的问题十分严重。史念海先生曾论述过唐代黄土高原森林植被的破坏情况，指出由于人类无节制的活动毁坏了自然植被，进而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土瘠民贫”，遗害无穷（注：参见上官鸿南、朱士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9、60—70页。）。同黄土高原森林植被遭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后果相反，隋唐时代湖北的生态环境相对要好些，天然森林虽然比前代有所减少，但山地丘陵仍有成片的森林，周边山区更是“古林幽篁丛生”。玄宗时，鄂东淮南虎患成灾，以致皇帝紧急诏令境内州县长官学习捕虎的方法，“同除其害”（注：玄宗：《命李全确往淮南授捕虎法诏》，《全唐文》卷27。）。甚至湖北中部地区也有老虎出没，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江陵尹、 荆南节度使樊泽在郢州（今湖北钟祥）城东龙山打猎，捕杀一只孕虎，腹内尚有4 只未出世的小虎仔（注：符载：《贺樊公畋获虎颂》，《全唐文》卷688。）。 三年后孟郊途径郢州京山县，在《京山行》中有诗句称：“后路起夜色，前山闻虎声。”可见湖北周边及腹部地区因为林木茂密，才会有老虎藏身。这种状况甚至一直延续到宋代，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陆游入蜀，乘船路过湖北，他描述鄂东的山景说：
自富池（今湖北阳新富池口）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涛头，山麓时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注：陆游：《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
不言而喻，老虎出没之地必定山林茂密，鄂西的森林也大致如此，陆游过巴东，见“南山重复，秀丽可爱”，他特别写道：
群山环拥，层出间见，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注：陆游：《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
陆游所见“二三百年”的“古木”显然生长于唐代。可以说，唐代长江中游的森林植被比较好，历尽沧桑变化不大，是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主要积极因素。
至于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超过中游，更造就了大西南良好的生态环境。
唐代长江上、中游森林密布，不仅有极强的吸纳雨水的能力，从而遏制洪水；而且还有极强的地表土保持能力，从而控制泥沙流失。我们虽然难以确知唐代长江的泥沙含量，但唐人的诗句留下了重要信息：李白在《荆门浮舟望蜀江》，望见的是“江色绿且明”；储光羲从北方到江夏（今武昌），在“桃花随雨飞”的时节，赋诗《汉阳即事》，描述长江“江水带冰绿”；襄阳名士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回忆“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如今站在洲头送友人，更赞“洲势逶迤绕碧流”（注：《全唐诗》卷181、139、159。）。 这些身临其境的唐人都说江水碧绿，至少非洪水季节是如此，足见长江含沙量之低，它表明长江流域水土流失远不及黄河严重。正因为如此，唐代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形成了以下鲜明的对照：
前已论及，唐代长江中游水患频率极低，相反，黄河中游水患特别多，特别大。以黄河中游的洛阳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洛阳共发生大小水害22次，水害频繁的主要原因是周围几条河流特别容易泛滥，仅洛水就泛滥过16次。有学者在研究后指出，造成黄河中游河水泛滥的主要原因是过度采伐森林，致使生态系统紊乱，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水土严重流失，河道严重壅塞，结果有雨必溢，无水不灾（注：刘俊文：《唐代水害史论》，《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所幸的是， 唐代长江流域山青水秀，还没有形成黄河那样层出不穷的深重灾难。
如果说唐代湖北山区森林茂密，历经沧桑而变化不大，是稳定生态环境的主要积极因素，那么平原地理环境的变迁则是影响环境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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