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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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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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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另一种因素。
湖北的平原主要是江汉平原，它的变迁以境内湖泊的消长为主要特征。江汉平原曾经有过浩瀚的云梦泽，先秦时代方圆九百里，至魏晋时期仅余三、四百里范围。到了唐代，统称的云梦泽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星罗棋布的小湖群，唐人说这些湖群有一些是“夏秋汛涨，淼漫若海；春冬水涸，即为平田”（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1《山南道二》。），看得出仍然在发挥吞吐汛期洪水的作用。不过，由于江汉平原的深度开发，云梦泽的消失，这里的洪水蓄纳量大幅度减少，作为平衡和补偿，荆江分流南注，致使洞庭湖不断扩大，形成“凡阔数百里”的最大行洪蓄洪湖泊，这种沧桑变化唐宋人曾有明确的记述（注：孙光宪：《北梦琐言》卷7《洞庭湖诗》。）， 唐朝僧人可朋也具体描述洞庭湖“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注：《全唐诗》卷849。）。 如此浩瀚的湖泊蓄调长江洪水的能力是空前的，它在减轻洪水对长江中下游的威胁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温湿多雨的唐代，长江中游水患频率不仅低于同期的北方，而且低于历史上其他时期。形成这种局面的关键是长江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极高的森林覆盖率和发育成熟的最大淡水湖群，是良好生态的标志，是驯服洪魔的法宝。可以说这是唐代留下来的宝贵启示，当传之千秋万代。此外，我们还要思考的是，生态环境的上述因素之外，还有没有人为的积极因素？有的，唐人也留下了启发性的答案。
三、防洪的要旨是因势利导，治水的方略当引江分流
我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防洪治水的经验，到唐朝已有比较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最基本的是修缮堤防，唐朝法律对于地方官“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有严格的处罚规定。史籍亦有地方官员在长江、汉水中游修筑大堤的记载，如张柬之、徐商、卢钧主持修筑襄阳汉江大堤，李皋修复江陵废古堤等，虽说是卓有成效，但史载不过四、五例。就唐代长达289年的历史来看，仅仅五例，实在寥寥。 唐代长江中游修筑大堤的记录不多，从一个侧面证明本文前面所作的结论，即水患的频率最低。大凡水灾频繁，堤防损耗严重，大规模修缮的次数必多，反之则是一般地维修，自然不载史册。
私见以为，唐朝在防治水患方面最令人称道的经验是——分水势。俗话说“势不可当”，洪水即如此，来势迅猛，不可抵挡。唐人因势利导，采取分流的办法来削弱水势，达到消灾除害的目的。高宗永徽年间，沧州水潦为灾，刺史薛大鼎疏导洪水分流长芦、漳、衡等三渠，洪水分泄，破坏力大减，沧州境内因此不复有水患（注：《新唐书》卷197 《循吏·薛大鼎传》。）。滑州也多水灾，“每夏涨溢，则浸坏城郭”，万余民工开凿新河，“用分水力”，结果旧河水分流新河，该州“遂无水患”（注：《唐会要》卷89《疏凿利人》。）。这些分流洪水的实践见诸北方，长江中游虽未有记载，但荆江水分流入洞庭湖也是一种分水势，不过是自然的罢了。弥足珍贵的是，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即已有人为的分水势工程，其代表首推都江堰。李冰在长江上游的支流岷江修筑都江堰，核心就是分水势：“鱼嘴分江内外流”——因势利导分流岷江水，达到既防洪又灌溉的目的。唐代分流洪水的工程恰恰继承了都江堰所体现的人类伟大思想。它给后人以启迪：为防止洪水泛滥，当未雨绸缪，有必要修建分水势的工程，变水害为水利。这一宝贵的经验在当今仍值得借鉴。
当代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方面黄河连年断流，有关专家认为黄河成为内陆河已成定局；另一方面，长江水患频率加快，长江流域洪水威胁增多。这两条并行奔向大海的河流一条陷入干涸的困境，一条面临洪涝的威胁，能不能发挥我们祖先的智慧，采取分水势的办法引长江水济黄河呢？这恐怕不是痴人说梦，我们的祖先曾进行过伟大的实践或尝试。秦代的灵渠即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把两江所属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联结起来，既利于航运，又利于调节水量，既排洪，又灌溉。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不仅沟通了长江黄河两大水系，而且也沟通了海河、淮河、钱塘江水系。这些工程沟通诸多水系的巨大价值自不待言，值得提及的是，唐朝曾承袭先例，进行过沟通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水系的有益尝试——开凿丹灞水道。
丹水和灞水同源于秦岭东段南坡，但流向相反，丹水是汉水的支流，灞水是渭水的支流，这两条水仅有一分水岭之隔，绝水地带不过几公里，只要挖通这几公里，二水即可相通。唐代为了漕运江淮物资，曾着手开通丹灞二水，以取代东南漕运。中宗景龙年间，崔＠①建言：“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今陕西商县），自商＠②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中宗准奏、命崔＠①为专使，“开大昌关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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