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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管子·地敷篇》，管仲建议桓公专煮盐之利，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乱，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此语暗示齐人之利用河济二水为货物外输之道，且更加以修治。

    ②见《齐悼惠王世家》及《三王世家》。

    临淄的位置，是在东路干线的极端，只因有鱼盐和丝织品等销路极广的产物，才能够维持数目极大的居民。至于定陶的繁荣，则完全是靠了极优越的交通地位。这个城市，正位于济水和它的支流菏水两相交会的所在。沿了水路，往东北的方向，直达临淄，往西经过大梁通入黄河以达洛阳，往东南的方向，则菏水连通泗水，再由泗入淮，邗沟修成以后，更是一直达到东南新开发地带中心的吴。在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是就交通系统或是纯粹就空间距离来讲，陶的确像《货殖列传》上所说的，是“天下之中”，山东三河和东南三个区域的货物交易，大部分是要以陶为集中地点，因此很多陶朱公一类的人物，都到这里来“侯时转物”，得到极大的成功。汉帝国初年，定陶的地位，还相当的重要，但不久以后，这个两三百年来的重要商业都市，却再也不经人称道了。定陶的衰落，似乎是深受了黄河溃决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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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史记·河渠书》称，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定陶适当其冲，不免沦入泽国。武帝重信田蚧及一般方土之言，不事复塞。自后二十余年，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直逮元封二年，宣房之功始奏，梁楚之地复宁。中经二十余年之泛澜荒凉，往日精华，消逝无余，而沟通济泗之菏水，复为黄水所乱，原来运道破坏，交通形势全非，而定陶休矣。

济水支流这条运道破坏之后，当时的人又修了一条汴渠来代替它。这是介乎大梁和彭城之间的一条水道。据汉书地理志，蒗荡渠引河水，东注于阴沟，再注于汲水，再注于获水，最后注入泗水，前后连通，大概就是汴渠的路线。据《后汉书·明帝纪》，汴渠曾在前汉平帝时候溃决，可知汴渠的沟通，是在平帝以前。这条新路线沟通之后，彭城的地位比以前更加重要，这也是中国交通地理史上一件重要事实。不过汴渠西端的大梁，却并不曾演为一个繁荣而重要的都市。所以然者，我们或者可以提出两个解释：第一，战国时代的大梁，因为是魏国的首都，也曾保有相当的繁荣。但经过王贲引水灌城之役那次彻底破坏之后，很长时期没有能够恢复，太史公当年所见到的，还是“大梁之墟”。当时那一带比较最重要的城市是陈留。汴渠开了之后，大梁本有复兴的机会，但由于所谓“地理的惯性”的缘故，它的地位仍旧是由相距不过20里路的陈留来代替了。第二，汉代汴渠的运输能力还不太大，到了东汉，东方的谷米是直抵首都所在的洛阳，大梁只是通过站，发展的条件是有限的。由于以上两种原因，大梁的地位价值，在秦汉帝国时代始终不曾得表现出来。而汴渠的重要，在汉代因为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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