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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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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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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看来，孟子、龙子也是把三代和以前分为两个时代的。
《礼记·礼运》篇就明确地分为两个时代了。一个是大同之世，一个是小康之世。大同之世为三代之前，小康之世则是三代。其言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运》的这两段话明确指出：古时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大同”之世；一个是“小康”之世。小康之世即夏商周三代。（因为所列举的代表人物皆三代的创业者，所以知其为夏商周三代。）大同、小康二者之异，不仅是“世及”与否的不同，而且是“天下”（全社会）为公或为家的差别。这样，两个时代便以大同、小康之名固定下来了。后世的王朝虽然也传子孙、家天下，但没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那样“谨于礼”的创业君子，没有那样“礼义以为纪”的社会，所以不能与于小康之列。《礼记》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古书，被儒家尊奉为经典。它如此说，等于对这一史事作了一个规定。虽说《礼运》大同、小康之说非孔子之言，〔2〕但它也不悖于孔子之旨。例如，在说大同时， 它未曾提及礼，而在说小康时却一则曰：“大人世及以为礼。”再则曰：禹汤等六君子“未有不谨于礼者”。这和《论语》中孔子溯周礼之源及夏而止和对礼的重视是一致的。
为什么孔子以及后之儒者如此重视礼呢？这是因为，礼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3〕的基本制度， 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4 〕礼的兴废关系王朝的存亡和社会的治乱。荀卿著《礼论》，强调礼的作用和影响，并非夸大。孔子生当礼坏乐崩之际。他栖栖皇皇，力挽狂澜，但无力扭转时代的趋向。孔子殁后六十余年，周王竟命晋国三家大夫为诸侯。战国时代由兹开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亦以此事开篇。他认为礼就是坏于此时。三家分晋后三十余年，商鞅相秦变法，说秦孝公曰：“……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又曰：“……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又曰：“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5〕商鞅这番话无异宣告废除周礼，易以新法。周礼于是走完了它的历程，告终了。
周礼直接因于殷礼，间接因于夏礼。它的终结使夏商周三代成为一首尾毕具的历史时期。历史上再没有这样一个“小康”之世。这样一来，“三代”便成为一个专名，而且成为一个传统，传承下来。
二
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这一传统？三代究竟是不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是不是一个历史时代？假若是，那是一个什么时代？下面试作回答。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6〕因此， 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制度。古代社会性质变化的根本原因端在于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在原始公社时代，土地所有制是公有制。其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出现个体家庭和动产私有的现象。这种现象日增月益，渐次扩及土地，形成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公有制是一对矛盾。两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并存于一个统一体中，互相斗争，互为消长。这个统一体便是农村公社。历史是不能跨越它而前进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晚年，都对农村公社有所论列。马克思在逝世前二年（即公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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