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Cheer, S. M. etc: Lactose Digestion Capacity in Tokelauans: A Case for the Role of Gene Flow and Genetic Draft in Establishing the Lactose Absorption Allele in a Polynesian Pop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113, 2000.

[14] Huang, H.T.: Hypolactasia and Chinese Diet,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43, No.5, 2002.

五、马、骑马与马车
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1]。

乌克兰德雷夫卡（Dereivka）斯勒得尼斯托格（Sredni Stog）文化遗址出土的马骨曾一度被认为是最早的家马骨骼[2]，后来发现作为研究标本的马骨属于斯基泰文化时代。于是考古学家将研究兴趣转移到了时代略晚的波台（Botai）文化遗址。波台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安东尼等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3]。

野马或家马无疑是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欧亚草原西端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之一。安东尼等发现马在当时人们信仰体系中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略早于波台文化的khvalynsk文化墓地中出土了牛、羊、马的头骨和趾骨，表明马、牛、羊在死者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4]。这种以“头蹄”随葬的习俗在青铜时代的欧亚草原很流行[5]，一直延续到匈牙利人时代[6]。

安东尼等坚信马嚼造成马齿磨损可以作为马是否用于骑乘的证据。为此他们专门作了实验，表明行之有效；然后测量了波台遗址出土的19匹三岁以上的足够成熟的马的牙齿，发现了3匹马的5颗牙齿有明显磨损。他们由此推断波台的一些马被用过嚼子，并被骑乘了数百小时[7]。一般认为野马较矮小，高头大马是人工选择的结果。他们还发现波台的马17%高达136-144厘米，与当代美洲印第安人乘骑的马大小相当（130-140cm）。因此他们肯定地指出自从公元前4千纪开始马和牛、羊一样具有类似的经济价值和象征意义。到公元前3500-3000年的波台文化时代，至少部分马已被用于乘骑，并有可能用来追捕野马、放牧牛、羊。

不过，亦有人持保留态度。例如列文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脊椎特别是第13-15腰椎变形。她检测了波台遗址出土的41个样本，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变化。她由此推断波台文化的主人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主，也许兼营小规模的农业[8]。

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的遗迹[9]，很可能是普氏野马或其它动物的遗物。也就是说，和西亚一样，东亚没有发现四千年前的家马骨骼和其他证据，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10]。

河南安阳武宜村北地遗址出土马骨架117匹表明商代晚期东亚养马业已初具规模[11]。甲骨文中有“马方”、“多马羌”的记载，指的很可能是以善于养马著称的方国或部落集团。西安老牛坡遗址出土的马骨可为佐证[12]。这意味着西北养马业要早于或盛于中原。

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尽管不断引进优良马种，“买马以银，养马以金”，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马品种。古称水土不宜，今为生态不适应。马耐寒怕热，特别适应干燥凉爽的欧亚大草原。马一入中原便容易生病，师皇、歧伯、伯乐、宁戚应运而生。唐代《司牧安骥集》和明代《元亨疗马集》是中国人对养马业做出的独特贡献。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原确系马的“葬身之地”[13]。绢马贸易，茶马互市等引进了无数马匹，大都郁郁而死。从马的分布来看，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14]。

马车（Chariot）此处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东亚（主要是商、周文化遗址）中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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