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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周人的親密戰友兼姻親，姜姓之族，卻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羌人的一支。其原因為：首先，在字形與字音上羌與姜有密切的關聯。其次，羌人與姜姓都是住在西方與商人敵對的人群。第三，更直接的証據來自《後漢書·西羌傳》：這篇文獻記載，漢代河湟西羌是「姜姓之別」。根據這篇文獻，西周時的戎人也是羌人的一部分。《後漢書·西羌傳》中的說法很值得懷疑。首先，在先秦文獻與金文中，「羌」與「姜」從來不相混淆。其次，雖然姜姓族與羌都是商人的西方敵人，但他們的地位不同：羌是可以被用為犧牲的人群，而姜姓之族與姬姓周人都是渭水流域的重要氏族。姬姓周人曾受商人之封，為商政治圈的一員，因此他們的姻親與盟友應不至於被當做野蠻的非人類看待。再者，姜姓之族的分佈主要在渭水流域的中游，由寶雞到西安一帶。如果甲骨學者的考証可靠，那麼羌或羌方的分佈與位置是在商人與姜姓族的中間。
至於西羌如何成為姜姓的別支，我們從《後漢書·西羌傳》的相關記載中可看出一些端倪。其文為：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瀕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
由三苗與三危的線索，可以看出《後漢書·西羌傳》作者如何得到此結論。首先，《尚書·堯典》中記載，三苗被放逐到三危。三危即在西羌所居之地(河關之西南)，因此西羌便是三苗的後代。《左傳》中又稱，春秋時期「姜戎氏」的祖先原住在瓜洲。魏晉時期注釋家杜預認為，這些被逐的「壞分子」所居的西方瓜洲、三危都在同一地。西羌傳作者可能持同樣的觀點，因此姜戎氏也成了三苗的後代，西羌則是姜姓(姜戎氏)的別支。顯然，這種結論是在中國注釋家的傳統中被創造出來的，而非根據歷史學家的文獻證據，更非是作者對當時人群、地理的實際觀察採訪結果。無論如何，「羌」是商人對西方異族的通稱，「姜」則是西方某族群的自稱。他們可能有部分重疊，但並非同一。
關於戎與西羌的關聯，《後漢書·西羌傳》中說得更是模糊而牽強。自司馬遷著《史記》以來，四裔傳成為中國正史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四裔傳的內容，主要是對華夏邊緣族群的風俗習慣、社會組織，及當代該族群與中國的往來關係作民族誌式的描述，有時亦包括同一地區民族活動的傳說與歷史性記載。譬如，在《史記·匈奴列傳》中司馬遷首先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其次，他敘述匈奴的風俗，而後又用相當長的篇幅敘述戎翟的歷史。但是，他並沒有宣稱戎狄與匈奴有任何直接的關係：似乎他只是將匈奴之前北方及西北的民族活動，置於可能有關的匈奴列傳之中。
《後漢書·西羌傳》的體例完全比擬《史記·匈奴列傳》。傳首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這是一段傳說史料。接著描述羌人的社會及風俗習慣，而後敘述戎人的歷史，其中穿插有關氐羌與羌的記載。然後，作者記述秦人滅戎的經過，以及戎人受秦所逼西逾汧隴，又變回到酋豪分立的狀態。而後，作者又敘述漢代河湟羌族的始祖傳說：「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顯然不同於司馬遷的是，《後漢書·西无傳》的作者有意將姜姓、氐羌、戎與漢代西羌的歷史銜接起來。
事實上，河湟羌族與「戎」在文化上、社會結構上、經濟生態上有相當大的差別。河湟羌族直到西漢前期還與中國無甚關聯，而諸戎則相當受華夏文化的影響。河湟羌族是遊牧人群：戎相當依賴畜養動物，但春秋時的戎人並非遊牧人群。河湟羌族為了適應遊牧生活，早已發展出由大小豪酋統治的分裂性社會結構：各個戎的群體，則統於單一的領袖。《後漢書·西羌傳》的作者似乎也注意到，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的領袖自稱「子」(華夏封建國的爵號之一)，以及戰國時大荔、義渠戎的領袖也自稱「王」：這與西羌有相當的差異，因此他以「(戎)餘眾皆反舊為酋豪」來做解釋。事實上，分裂性結構是許多遊牧社會的特色，這與當地的經濟生態與人群親屬關係都有密切的關聯，並不是輕易可以變來變去的。
部分西方學者傾向於將「戎」視為具某種血統，或使用某種語言的人群，因此努力將戎與現代某種族或語族的人群聯繫起來。如 Friedrich Hirth認為戎與突厥族(Turkish)有關：Wolfram Eberhard則認為他們是先藏族(Droto-Tibetan)（10）。在這種學術傳統下，E．G．Pulleyblank則將戎，以及華夏化之前的姬姓與姜姓之族，都當作是藏緬語族Tibeto-Burmans的一支，如此也將戎、姜、羌聯繫在一起（11）。這種看法值得商榷。首先，「藏緬語族」是現代語言學家的概念：是以語言學上某些客觀特徵的相似性來劃分的人群範疇。這個人群範疇，與以主觀認同來凝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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