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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论清学史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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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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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则似乎早任公一代，故绝不提十六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径谓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意清学既揭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平汉宋之是非」。[3]欲知宋学，必须追踪到唐宋。若然，则近三百年学术史应作近九百年学术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三百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九百年之前。
钱穆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挽王学的末流」，而且「抨弹政治之现状」。[4]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钱氏虽亟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或为东林之嗣响，然亦自认清代之实学固非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以往，更「渺不相涉」。[5]然则，钱氏径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6]无乃太过？事实上，钱氏首章所讨论的黄梨洲、王船山、顾炎武三巨子，才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纠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济之，并有以用世，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的定论。钱氏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照抄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船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犹多」，[7]仅易任公所记「佚者不少」为「佚者犹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沿误。按船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洋书局1930年重刊，计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吾国传统文士，转录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钱氏仅言与梁氏之异，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
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思想之巨子，学者景从无碍，多少归功于梁钱两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肯定，而两人对三氏的评价也大同小异，主要观点可说相当一致。梁首揭梨洲虽出自阳明，实已提出致良知的新解，谓致即行，以救王学空疏之弊，并将之比作「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也许未必有当，然其断定「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8]则颇言简意赅而不可移。钱穆所谓，梨洲「重实践，重功夫，重行，既不蹈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9]并未超出梁任公所提致良知的新解。
钱穆论梨洲政治思想一节，多取《明夷待访录》，所论与任公也少异，引文亦略同，认为黄氏已具民主之创辟思想。所异者，主要是《待访录》之所以作，任公不同意章太炎所谓「将俟虏之下问」，也就是说，期待清廷的青睐，而正恰恰相反，实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钱穆则据全祖望之言，谓成书之时（ 1663），「潮息烟沉，已无可望，更无可待，故而《待访录》成于梨洲五十四岁，实为梨洲政治兴味最后之成绩」，此后则转入理学方面。[10]然而，事实上梨洲并未放弃他最后之政治兴味，似乎仍有所待。据198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的《留书》抄本，知乃《待访录》之底本，成于前十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茍有因无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11]足见梨洲仍有待于后人，以实行其主张。然其所待者，绝非狭隘的某一类人；其胸怀固非近人之比。
钱穆于任公赞赏梨洲《待访录》所言近似西方民主学说，虽无异词，却有一语暗批任公曰：「今读其书者，惊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虞，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12]任公并非不知梨洲处境之艰虞，若谓「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13]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始有其创辟之见；不顾处境之艰虞而持此创辟之见，正梨洲之所以异于常人也。钱与梁对梨洲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
王夫之号船山，其书至十九世纪中叶始出，才引起重视。梁启超虽自称未通读王书，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予王学极重要的位置，并首以西洋哲学概念描述王学，谓「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14]钱穆论船山，承袭梁书的痕迹显然，观点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的方法治学，「比前人健实多了」。[15]钱亦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明体，并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阔，幽微精警，盖无多让」。[16]
梁揭出王夫之「反对纯主观的玄谈」，[17]而钱亦言船山切中流俗，砭「后世言心者，蹈虚落空之病」以及「虚知浮解之无当本体」，盖其「发明性道之幽玄，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故而既不空谈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18]此论也未脱任公所说，船山提倡实行而不废原理。[19]钱穆固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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