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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论清学史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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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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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怨攻伐汉学。梁启超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惠、戴所学，不余遗力」。惟梁氏虽说「其书为宋学辩护处，故多迂旧」，然仍谓「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50]钱穆则谓，方东树之书「颇足为汉学针砭」，尤乐见其「尊护朱子」，虽云方氏「肆口无忌」，其书之水平也不及实斋之《通义》与陈澧之《学思录》，但风格差近，皆不满当时极盛之汉学，并可绝其病痛者。[51]但是梁钱两氏，均未对此一公案作全面的探讨，亦未追究其学术史上的意义。钱氏仅在附录之中，稍稍涉及，隐约不彰。
按照章太炎的说法，戴震治学深遽，令诸儒震悚，愿为弟子，天下人遂敬重经儒而轻文士，导致文士与经儒间的交恶。桐城派文士效法曾巩与归有光，讲究依傍程朱的桐城义法，但是桐城诸子并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遭轻蔑。姚鼐想做戴震的学生，未被接纳，感到羞辱，乃不断抨击朴学残碎，后来方东树写《汉学商兑》，虽不完全是诬谰之言，然方氏本人，亦属文士，强以宋儒自居，而行不附言，所言汉学弊端，仅仅是微识，反增纠纷。[52]近人朱维铮于此一公案，有进一步的论述，略谓姚鼐死后，江藩撰《汉学师承记》以区别汉宋门户，又撰《宋学渊源记》，独不记桐城诸家，因而结冤。方东树即姚门弟子，反应最为强烈，凡与汉学有关之人，都在攻击之列，尤集矢于戴震与扬州学派，以维护朱子与发明道统自任，学术价值虽然不高，但颇得桐城、阳湖两派之声援。更有进者，方东树身后，正值咸同大乱，曾国藩辈以当世方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汉学商兑》亦随世变而风行一时；然而变局之下，汉宋实两败而俱伤，双双凋零。[53]朱氏所论，颇能补梁钱两公之阙。盖思想史之研究，不仅须追究汉宋间理性对话，且须顾及学者间之隐情私衷，亦须注意时代因素及其影响。钱穆著作体例，引一段，评说一句，不脱旧史藩篱，殊难畅述思想与学术发展之复杂过程。 四、晚清学术史
晚清学术，肇自乾嘉朴学式微之后，讲求复古。乾嘉考据学风，崇尚朴实，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原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游谈无根，然而此一学风，亦导致清代经学之流于烦琐，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际，衰象已著。梁任公曾以考证学研究范围之拘迂，汉学本身因迟滞而腐败，汉学家尊古与善疑之矛盾，以及咸同战乱之刺激，思以经世济时等因素，解释盛极一时乾嘉清学的衰微。[54]钱穆论清学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场，较着眼于东原以来，朴学家力訾宋儒之非是，故述衰世之继起者，多以调和汉宋为言，显然以为汉宋调和乃救学与兴学的良方。不过，倡言汉宋调和，即使能够落实，是否足以应付道咸以降的世变，殊为可疑，而此一关键问题，梁钱两公皆未作深论。
正当道咸学者提倡汉宋调和之际，汉学因经今文的复兴而趋分裂。今文之复起，自与乾嘉笺注之学流于义理枯竭有关；然今文之阐抉奥旨，往往牵缀比附，并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义理，自非钱穆所能允可，故目为好诞之风，较其弊视惠栋尤有过之，若谓「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学术治道同趋凘灭，无救厄运」。[55]钱穆此语，总结经今文学在晚清的影响，认为关系到学术治道的凘灭，甚至将清代之覆亡，归罪于经今文。此等大事，理应详述密证其过程，明其因果，岂能一笔带过？
梁启超将经今文学派开拓之功，归诸龚自珍，[56]钱穆也认为常州今文学，虽然起于庄存舆，立于刘逢禄、宋凤翔，然变于龚自珍与魏源，而龚才是此一学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龚自珍始将今文学派之轻古经，推展到注重时政。[57]龚氏确是清儒在百年文字狱阴影之余，首开发舒政论风气之一人，在学术上固然为乾嘉经学的反响，在思想上由政论而发清末变法的先声，而其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风靡几代士人。凡此皆龚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探细究。然钱穆或因其鄙视今文之故，对龚氏的评价偏低，一谓其承袭章实斋之说，再惜其屡试不售而消极，以致于「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审适从之慨」，[58]又说「定盦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开风气」，[59]虽可说明即使定盦也不能有所作为，卒不免自我否定其学术思想之重要性矣。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真正英雄人物终于登场，此人乃曾国藩（1811-1872）。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钱氏所说，国藩学业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持论显然与乾嘉汉学家异，代表晚清反考据之学风，更何况曾氏以中兴元勋，提倡经世致用，以挽救士风为己任。曾氏礼论，谋汉宋会通，扶植礼教，而礼以时为大，遂达经世济时的目的，不谓无见。然而钱氏不仅以专章述曾，而且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赞褒有加，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如「以杜马补许郑之偏，以礼为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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