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领，绾经世考核义理于一钮，尤为体大思精，足为学者开一瑰境」，又说「与嘉道汉学家继东原后，专以考订古礼冗碎为能事者，回不侔焉」，尤推誉其特重宋学，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以致于「涤生之所成就，不仅勘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故亦少见其匹矣」，故而「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60]于此足见曾国藩在钱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实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见钱穆与曾国藩在思想与意识上之相契。现代学人之中，固不仅仅陈寅恪之思想在湘乡南皮之间也。
曾国藩之外，另一获钱穆青眼的晚清学者，是粤人陈澧，号东塾。东塾完全是象牙塔内学者，几无俗世名声。钱氏以东塾身值大乱衰世，能切中时弊，深知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的汉学家之失，故欲挽风气，砭流俗，主汉宋兼采，有意提倡新学风。所谓新学风，以钱氏之见，只是不分汉宋以求微言大义，且不期而与章实斋挽风气之说相同，并响应方东树对汉学流弊的批评。然则，所谓新学风，实无新义，更何况钱穆又说，东塾之学仍不出古训，其意实欲汉学家勿专务训诂，勿忘义理。若然，则东塾乃汉学之振兴者，亦不得谓之新学风。另可注意者，钱穆于东塾的学术实未予多许，若谓：
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呈露，又排比众说，不欲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于两汉四百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取去抉择，在作者虽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谓研治汉儒思想者一完备之参考书也。
又说「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似不如颜习斋；言读书唯重经籍，识解似不如章实斋」。[61]既如此，则又何须专章论述陈澧？原来钱穆拳拳致其向往之意于东塾者，因东塾力斥士情既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颇中钱氏当世之感慨：「今日安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朱子郑君云云，立见钱氏本人学术思想之归宿，与夫论学好恶之所本。
康有为虽是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之「殿军」，也就是结束清学史的大学者，但是钱穆对康之评价甚低，与梁启超对乃师的赞赏回异。钱氏认为，康之公羊改制说，实自川人廖平剽窃而来，甚至说，「康门学说，尚是廖季平范围」，[62]岂不是说，若称康门，还不如径称廖门？至于礼运大同之说，康虽「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剿袭也」，[63]而所论也不出谭嗣同的仁学。然则，依钱穆之见，康有为并无自得之学可言，钱氏清学史的完结篇遂有极为消极的结论：
长素之于考据如廖，于思想如谭，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凡其自为矛盾冲突抵销以迄于灭尽，则三百年来学术，至是以告一结束，扫地赤立，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此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适成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64]
「扫地赤立」，未免言之过当；盖后起者，颇多自认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康之思想非无创意，所谓矛盾冲突也非不可解释。康有为固然受到廖平的启发和影响，但两者的规模与目的绝异，殊不可同日而语。萧公权先生之研究，已有定论（1988）。于康之评价，非萧钱两氏可各持一端之词，而属是否公平判断之事。将康氏震动一时，影响深远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说成完全剽窃廖平几无影响的〈知圣篇〉与〈辟刘篇〉，并不公平。既谓窃自廖平，所窃之货，无论好坏，自应由造货原主负责，却又集矢于非造货之人，径谓「长素抹杀一切，强辩曲解，徒乱后生耳目」。[65]果如钱穆所言，其说来自廖平，则抹煞曲解之罪，岂非应归之廖平才是？
康氏论学，确常不顾证据，强词夺理，梁启超亦不讳言。钱穆就纯学术之观点，批评康鲁莽灭裂，亦不为过；然而不能不体会康氏著作之微旨，原不在纯粹的学术考证。康明欲学以致用，甚至以学术作为达到政治改革的手段，亦因此能在思想界引发飓风和火山。钱穆认定「康氏思想之两极端」，[66]以为戊戌变法是走急进的极端，而民国以后，反对共和则走保守的极端，似乎前后自相矛盾冲突，实则未能全面掌握康氏三世说而致误。康有为演三世说为政治改革理论，一个基本点就是制度演变必须循序渐进而不可躐等。戊戌时期，保守势力仍强，必须极力求变，而民国以后，未行君主立宪就遽行民主共和，有违渐进之意，造成纷乱，故极力反对。若知康氏理论之整体性，便知并无重要的矛盾或自相冲突之处。
萧氏研究康有之最大贡献，要能厘清康之现实面与理想面；现实面冀由改革而臻中国于现代化富强之域，而理想面则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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