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同于未来，乃分属二个不同的境界，当前与未来的关切原本不同，并非矛盾。就康之大同理想而言，内容之丰富，诚如萧氏所说，康有为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足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67]凡细读康氏《大同书》者，当有同感，而钱穆竟视之为「无端发此奇想」，「以空想为游戏」，「侈张不实之论」。[68]中外乌托邦思想多矣，精深或浅薄仍有其客观标准，非仅凭个人好恶同情与否而能断言者。钱氏恶今文，视改制为荒诞，无从体会康有为思想之重要与意义，失之多矣！
西力东渐，乃康有为及其同时代有识之士无可回避的挑战，故探讨晚清学术思想必不能不细考西方因素，而西方因素正是钱穆论晚清学术史之最大盲点。他仍持有根深蒂固的本位主义思想，谴责用夷变夏，而不去处理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的新时代课题，以致于在钱氏笔下，清代学术思想传到康有为，变得矛盾冲突，一无是处，无所适从，而有「扫地赤立」的错误结论。
五、结语
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钱氏自身之学术思想背景如此，其论清学史亦只能选取若干学者，述其传略，摘取其著作要点，以其个人的信仰加以评论而已。取样不广，难见学术思想之全貌，一时代精神文明的整体，只能说是学者之学术思想列传。其所论清初学者，议论与梁启超略同；论清中叶乾嘉考据学，则与梁较异，钱恶朴学鄙宋攻朱，颇致讥弹，而梁则甚喜朴学的实证风尚；论晚清则钱梁所见绝异，道咸以后思想之变局，莫重于经今文的勃兴，学者由论证而图政改，康有为以学人推动变法而至高峰，故梁视康乃晚清今文运动之中心，斯学之集成者，而自称今文学派最猛烈的宣传者，亦自认学术活动虽具政治色彩，然寄望于新时代之启蒙，甚为殷切，[69]意颇乐观。钱则视今文改制说，荒诞不经，较惠栋犹有过之而无不及，视康有为如学术之罪人，以其为清学之总结，亦足见政学俱亡之不可挽救，其情悲观。两氏背景与思想俱异，遂有颇不相同的学术结论。
从现代的思想史研究而论，钱穆与梁启超在方法上均无多突破。现代思想史贵知在特殊历史时间中，思想与思想间的相互影响与演进，以发现其时代思潮的特征，而时代思潮面向须广，非仅由名家巨著所能形成，于不见经传的短简小册之中，也可窥测时代思潮的趋向。时代思潮错综复杂，非必一致，同中或有异，而由一时代转变到另一时代，也非干净利落，往往新光映幕而旧影犹在。清学史自早期经中期到晚期的纵横发展与演变之迹，以及在整个思想史上的意义，犹待在先贤开拓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初稿曾发表于「纪念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0年11月24-26日），承主办单位台大中文系同意在此刊登，敬申谢意。（责任编辑：洪丽完校对：胡云薇）
作者系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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