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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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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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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教师，即使基础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一旦研究一个课题，需要有关资料，大体上便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到什么地方去查，这对教学、科研都是颇为有用的（如我上课讲皇权制度，涉及朝会、常朝，首先去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以之为线索，扩大资料范围，便事半功倍）。虽然在这一方面我还远不能与前辈学者相比，但我坚信必须向这方向努力。
为了厚积薄发，除了史学知识、基本功外，还需懂得一些与之时有联系，比较专门的知识。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关论文，音韵学便是一个重要拦路虎。很早我便对它感到头疼。后来下决心反复学习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著作，学会查阅《韵镜》、《七音略》，并懂得了一点基本知识，回过头再读有关历史文献和论文，涉及某些术语，便不感到那么神秘莫测了，有时还可以利用它。有一次写一篇有关门阀制度的论文，为了证明中古“庶族”这个词可能演化为“素族”，作为证据之一，便从音韵学上考证出审母三等字“庶”，和心母一等字“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可以相通，从而加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官制和历史地理知识更为重要。钱大昕曾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他还批评《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诸传删省（按：指删略《宋书》、《魏书》等八书为南北史），多未得其要领。” [2]关于官制和氏族，因为篇幅关系，兹从略，此处只想谈一下我是如何积累历史地理知识的。如所周知，历史地理变化多端，难度很大。为了对它多少能有所掌握，有所利用，除了阅读当代权威论著（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先生的文章）外，我还大体浏览了《尚书·禹贡》（参考胡渭《禹贡锥指》）、《汉书·地理志》（用王先谦补注本）、《水经注》（用杨守敬等《水经注疏》本，参考赵一清《水经注释》，对照杨守敬《水经注图》）三大经典。特别是《水经注疏》，1988年以前只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共三大函，很笨重，从图书馆借阅需定期归还，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我便将疏文某些重要部分，转抄在我的国学基本丛书本《水经注》的相关注文下。因为后者是小32开本，每页天地有限，为了多抄些，只得写成蝇头小字，再不够便贴上小纸条。每页看上去小字密密麻麻，纸条错错落落。如今有了段熙仲点校本，已经不用它了，但偶而翻阅，一方面惊诧自己当年怎么会下这笨工夫；另一面心中也有一种欣慰感：在不断“阶级斗争”的缝隙中，我没有浪费自己的青春。有了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在教学、科研中便主动多了。如在一篇文章中我肯定晋武帝的民族政策，于是便不得不探讨当时西北地区绵延十年的鲜卑树机能反晋活动，其性质究竟是什么。很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少数民族起义，而我主要借助历史地理知识、《水经注》知识，经过反复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树机能的反晋活动是叛乱而不是起义，是非正义的，从而使我的基本论点站住了。很清楚，评价晋武帝民族政策本是政治史论文，但如果没有历史地理知识，说服力便会大打折扣，甚至论点根本无法成立。
此外，我的体会是，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中外交通、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知识，也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尽可能多懂一些；或一旦教学、科研中涉及这些问题，出了麻烦，立刻会到有关书中去查找答案。为此，又必须学习、掌握外文，增大信息量。我在60年代学的日文，尽管只能勉强看业务书，也在扩大知识面上派上用场。当然，前面强调要学习的各种知识，或许其中有些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始终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却可使我们对直接用上的知识掌握得更扎实，运用起来更有信心。
《庄子·外物》：庄子对惠子说，“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但人所“容足”之处只是一小块，是不是其他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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