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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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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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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便是通过对大量“散钱”即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力图“提挈其纲领”，探讨这一段时期内，在不同客观条件下，宰相和秘书咨询官员出现、发展的原因与规律，以及相互之间，并与皇帝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仅限于具体制度的罗列及其变化的介绍。
关于究竟如何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我的体会如下：
第一，需要提高理论水平、理论概括能力。我自己在50年代是十分认真地、自觉地学过一点理论的，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可以说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的。尽管它们的具体内容，后来逐渐模糊了，但它们分析历史与现实在原则基础上的灵活性，毫无教条气息，以及高度抽象概括的方法，却在我头脑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使得我对一些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念，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个人与人民群众、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的相互辩证关系，能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与掌握，这便有利于宏观地把握史料，提高“论从史出”的理论性。
例如我的《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文，联系儒家正统文学观、玄学、门阀制度、江州农业生产状况、陶渊明宦途失意亲自参加一些劳动等因素展开论述，便是以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辩证关系，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体现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的。又如《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一文，关于《史记》不可能以批判、反对汉王朝为指导思想的看法，则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分析司马迁的家世、教育、仕宦经历之后得出的。
第二，需要具有比较宽广的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知识；或一旦涉及这些问题，懂得如何很快查到、了解。其实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厚积”，而且是其中的主体部分——系统的中国通史基础知识。过去我写过《略论晋律的儒家化》一文，初稿送周一良先生请教，他便指出：研究晋律和礼、法关系，不能局限于晋代，要“上挂下连，非于通史精熟者不办”。这对我启发很大。通过后来教学、科研实践，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系统的通史知识，纵使有着很高理论水平，宏观思维，面对有关课题，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无从下手；或虽然下手，也不能不是捉襟露肘，主观地概括出几句干巴巴的教条，“以论代史”而已。相反，通史知识越丰富，掌握得越深入细致，有关史料越娴熟，进行教学、科研，分析问题，也就越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最近我写了《〈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文，其所以能宏观地认定主要是《四书》适合宋代以后各王朝力图以之教育官员及其后备力量一般士人“明天理，灭人欲”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劳动人民，正是以具有唐宋之际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些通史知识，以及经学、理学的一点比较专门的知识为前提的。没有这些知识，便不会了解宋代的新特点，也就不会考虑宋代以后官员、士人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完备法令制度相比，在巩固王朝统治上的重要性，已上升到新的高度问题，也就写不出这篇文章了。当然，我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否站得住，是另一问题。我举此例，只想说明，各方面知识包括通史知识多一些，必然有利于教学、科研中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顺便一说，上面提到理学知识，我还要特别感谢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它对我学习哲学史知识帮助极大。这书从30年代版本，到60年代《新编》，再到80年代《新编》修订本，我全都一一购买、拜读，有的篇章是反复拜读若干遍。这是把极难读懂的哲学史史料，一个字一个字真正读懂、理解、消化后，概括出来的具有精辟见解，而又深入浅出的一部巨著，是一部高水平的“论从史出”之作。从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的角度 ，或许对冯先生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但从我们这一些一般古代史学工作者积累哲学史知识言，则已感到非常满足。某些囫囵引用史料之作，是绝对无法与之比拟的。所以我还要求我的研究生根据情况有选择地阅读这部书。
以上三方面，只是我的体会，即经过摸索，懂得要朝哪个方向去做，实际上我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这也不难理解。如前所述，我原来史学基础极差，起步也晚。开始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不得其门而入；逐渐摸索出一点门径的过程中，大量旺盛精力又被迫消耗在无谓的“运动”、“文革”之中。改革、开放，好日子到来时，已垂垂老矣，勉力起追，成就毕竟有限。对这个问题，我很想得开，所以把自己的蜗居颜曰“材不材斋”，但与《庄子·山木》的圆滑态度，以及辛弃疾的消极态度不同。[7]我是现实的、积极的。从我的经历看，应该说直到80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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