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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时间:2009-7-24 13:54:30  来源:不详
地方都“无用”呢?不是。他说:如果把除“容足”以外的土地全都挖去,其深“至于黄泉”,则“人(所容足之地)尚有用乎?”惠子答曰无用。庄子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明矣!”用在知识上也可以说是这样。看来未能直接用上的知识,与直接用上的知识往往是互相关连的,就像“容足”之地与其外相毗连土地是一个整体一样。不能因为直接用不上便不去学它,成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没有直接用上,从总体上看,应该说,也是用上了。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这正是“无用之为用”的好例。袁枚虽然没有直接用上这些“典”,但有了这些“典”,心中有恃无恐(“犹之有权势”当即此意),作起诗来自然便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

精细读书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国古籍浩如烟海,个人精力有限,自然不可能读任何一本书都精细,而应像弹钢琴一样,有重有轻,有疾有徐。有的很快地大致浏览一下序跋目录,记入卡片备查就可以了;有的,特别是和自己专业或科研课题紧密相关的重要书籍或篇章,则必须精读细读,遇到疑点难点,还必须联系上下文,甚至查找有关资料,反复琢磨。这样读书的好处甚多。有时可以透过字面,扩大、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如《后汉书·百官志》,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者必读的一篇。此志写得比较简略,王先谦集解本有助于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但如果读时不精细,仍会把重要内容忽略过去。如在九卿“少府”属官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之后,紧接着列有侍中、中常侍、尚书令和仆射、御史中丞等,最后说:“右属少府。本注曰: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
  开始我马马虎虎地读,便以为这些官员全归少府统率、指挥。后来读书一深入,便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矛盾难以解释。如尚书各官至东汉权力日益扩大,以至形成将取代三公为宰相的态势,怎么可能听命于少府呢!再如查刘昭注引蔡质《汉仪》,三公列卿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预相回避。卫士传:不得忤台官。(台官)过后乃得去。”按列卿中自然包括少府,如此则长官要回避属官,岂不违背礼制了吗?这些矛盾只有在仔细琢磨“以文属焉”四字,正确理解其涵义后方可得到解释。原来“以文属焉”就是“文属少府”(《通典·职官三》),它与“职属少府”不同。“职属少府”是真正听命于少府;而“文属少府”之“文”,是指法令条文之“文”。[3]“文属少府”是指仅在条文规定上,亦即形式上(包括朝会班次上)、名义上属少府,实际职务与少府无干。这一制度,西汉很长一个时期似不存在,诸尚书应该和太医令等同样“职属”少府,但后来尚书权力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其任务已经远远超出少府指挥范围,往往由君主直接过问,而积习难改,尚书品秩一时尚未能提高(如尚书令仅千石之官),不足以撑起独立机构,于是“文属”的办法便出台了。[4]这样,通过仔细琢磨,分清职属、文属,对汉代政治制度这一特色,也就加深了理解。
  精读细读有时还可以正确掌握原文精神:
  如《史记·游侠列传》有这么一段话:“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这一段话常被今人引用,作为司马迁否定儒家仁义思想之强证。过去我也同意这一看法。可是后来我反复阅读上下文之后,发现司马迁并非此意。因为在这段话之前他明明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并举虞舜、伊尹等“有道仁人”有时也难免陷于困境为例,证明如能帮助他们,体现仁义思想,具有极大社会意义。所以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谓)有德”。司马迁是肯定这“鄙人”之言的。因而在“由此观之”那段话之后及全文中,虽不否认游侠某些行为“时扞当世之文网”,但基本精神仍是肯定游侠“救人于厄,赈人不瞻”等(隐隐包含可能“救”、“赈”像虞舜、伊尹这类“有道仁人”之意),合乎仁义之道,并说“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这样,联系上下文便可断定,司马迁绝无否定仁义思想之意,相反,是在通过这段话肯定游侠宣扬仁义之行的必要性。然则又如何理解“由此观之”一段话呢?经过进一步琢磨,我发现原来司马迁对仁义的理解很朴素,和后来发展了的儒学有所不同,他仅只认为,肯于帮助他人,使之摆脱困境,得到各种利益,这种行为就合乎仁义之道。“窃国者”(如周武王)因为涉及面宽,从其举事中得到利益的人极多,称赞这一行动合乎仁义,故被拥为诸侯;而“窃钩者”因他人没有得到利益,没人称赞他仁义,拥护他,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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