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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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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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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法就被杀。“侯之门仁义存”的真正涵义便在于此。这样理解，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肯定“人富而仁义附焉”（如陶朱公）、“富者得势益彰”（如子贡），其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固然，“窃钩者诛”等三句话，司马迁转引自《庄子·胠篋》，原意确是讽刺、反对儒家仁义之道的，但先秦两汉学者在发表议论时，常有引前人的话反其意而用之的风气，甚至还有捏造史实以证明自己观点的，司马迁未能免俗，是毫不奇怪的。这样，“由此观之”一段话的精神，本来易被误解，经过反复阅读，也就不难正确掌握了。[5]
精细读书有时还可以发现原书及其注疏中的错误：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南齐郁林王即帝位，与大臣萧鸾矛盾尖锐。支持郁林王的杜文谦敦劝郁林王的宠臣綦毋珍之，赶快联络掌兵权的人先下手为强，“勒兵入尚书，斩萧令”，“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胡三省注：鸾录尚书事，故称录君），父母为殉，在眼中矣。”（以上依古籍出版社版，今人标点）：
然而据《南齐书》，齐武帝临死遗诏仅以萧鸾为“尚书令”。萧鸾“录尚书事”是在发动政变杀掉郁林王，拥立海陵王为帝后自封的，则在此之前与郁林王斗争时，何来“录君”（录尚书事）头衔？何况《通鉴》正文杜文谦明明白白说的是“斩萧令（尚书令）”！胡三省此处读书不细，注释出错，今人标点又受其误导，将“录君”作为名词下属。其实，正确标点应该是：“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云云。这里“录”是逮捕之义。綦毋珍之极受宠幸，如萧鸾夺郁林王位，必定杀珍之，故杜文谦才以“复少日录君”这一利害关系打动他，要他先下手。
我就是这样在可能条件下通过精细读书不断受益的。有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由此及彼”，发展成科研论文。如上述《史记·游侠列传》之例，便触发了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并成为我后来发表的有关司马迁崇儒论文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论从史出 追求新意
从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有很长一段时期，史学界十分强调“以论带史”；甚至“论”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时我在法律系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曾撰写、不断修改了几十万字的讲义，全都体现这一精神。虽然我对史料还是注意搜集的，但仅只为了反复证明权威之“论”的正确。具体说，就中国古代部分言，就是不管历史上任何时期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任何变化，结论都是预定的；其指导思想全都被认定是为了加强镇压奴隶、农民反抗的需要，即阶级斗争的需要。为此，有时还不得不曲解史料。记得有一次讨论，我的发言出了格，强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便遭到批评。从此，我便被“以论带史”紧紧箍住。老实说，这样做，倒也很省心，只要搜罗一些足以说明统治阶级残酷剥削、镇压劳动人民的史料，塞入既定框架中就可以了。然而有时也会感到乏味和苦闷，难道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不断重复已有现成的结论吗？
60年代初，读到翦伯赞先生几篇论文，大受启发。他反对“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反对“挑选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用史料去迁就理论”。[6]这正中我的弊病。他十分强调从具体历史中概括出结论来。这也就是“论从史出”。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也就必然会有创见，会有新意。改革、开放以后，有条件了，我努力追求这一境界。
所谓“论从史出”，如果从广义理解，也可以把“论”理解为一种看法，则小至一个字、一件事、一项制度等的考证，只要史料确凿，见解新颖，都应该是“论从史出”。这种“论从史出”，大体也就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也可以说就是“微观”。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它是决不可少，决不可忽视的。因为古代史料脱漏、错讹、长期误解，在所难免。如果不加考证，去伪存真，而是囫囵使用，以之为依据提出宏观看法来，也许不知哪一天便会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大楼一样，倒塌下来的。五六十年代有些宏篇巨著，今已很少有人问津，原因之一即在于此。所以对于一些在关键问题上的精采考证，必须给予高度评价，有些考证决不亚于一篇大论文或专著。我自己从来对这类“论从史出”、考证都是十分欣羡的。也曾在这方面做过一番努力，发表过《刘裕门第考》、《庶族、素族解》等文章。不过，总的来说，我的兴趣还是偏重在探讨一些分析性、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上。即将“论从史出”之“论”，多从宏观方面着眼；而把一些微观考证作为“论从史出”中“史”的组成部分，为宏观看法服务，力图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宏观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关于偏重宏观，古代学者早有类似论述：
清初学者刘献廷在其名著《广阳杂记》卷四中说：“历代史册，浩繁极矣！苟不提挈其纲领，便如一屋散钱，无从着手。”所谓“提挈其纲领”，他指的便是要用史料说明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以达到“识古今之成败是非”的目的。这是很有见地的。我写专著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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