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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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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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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五十岁时，才真正进入中国古代史“角色”，发表反映自己观点的文章，的确是“去日苦多”，已太晚了。和功成名就的前辈学者比，成“材”已不可能，要正视这一现实，不怨天，不尤人，要“知命”（“五十而知天命”）；但另一面我又不甘心陷于“不材”境地，毕竟“天生我材”，总要发挥一些光和热，所以要奋斗，要以“材”为目标，尽可能地多出一些成果，不过要心中有数，如果精力不济，成果有限，也就算了，不必勉强。面对来日方长的中青年学者硕果累累，还有可能著作等身，要为他们高兴，为史学兴旺发达高兴，可能时予以扶掖。要心平气和，决不要嫉妒、压制，也不必暗自嗟伤，空耗心力。与其如此，还不如将心力用在学术上，多增加一点成果 。这便是我的材不材观，并以之颜蜗居以自勉。
最后，谈一下一些前辈学者对我直接间接的影响与点拨。只举两例。
记得1948年在华北文法学院兼课的黎锦熙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声韵学”，第一堂课便宣布：听完课，要动脑筋，提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期末考试，“如果完全照我讲课的笔记背，一字不错，别人给你一百分，我给零分！”对惯于死记硬背的我来说，这话无异于一声霹雳，振聋发聩，以至五十年后黎先生当年说话时的姿势、神态，记忆犹新。那年期末考试，我才得65分，懊恼之余，更进一步加深了对这话的印象。我这一生，教学、科研在内容、观点上总力争有点新意，不愿落人窠臼，不能说完全是受黎先生的影响，但他的话对我启发极大，却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位直接给我很多帮助的是周一良先生。我认识周先生是在1972年调到历史系以后，但早闻大名，1964年已购买、拜读他的大作《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在与周先生交往，有幸亲聆教诲的近三十年中，深感他的最大美德就是真诚：真诚地进行学术研究，真诚地指导研究生、中青年教师（包括我这类由中转老的教师），真诚地与同事相处，真诚地奖掖后进，而毫无利己意图。“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他的名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初稿写就，征求意见。我在先睹为快，拼命学习，还抄下一些精采内容之余（因当时还不知何时能出版），也提了几点小意见。如《陈书·虞寄传》“系马埋轮”一词，我以为既非汉代俗语，亦不出于《孙子》，而是源于楚辞《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周先生不但表示赞许，而且后来《札记》定稿出版，他还在这一条目下转述了我的看法，以为“似与虞寄原意较近”。这既反映周先生的谦虚美德，更是对我的激励、奖掖！十多年前一位已经毕业了的北大同学来信问我“茶”字的梵文读音与写法。我哪里懂？便带上此信当面请教周先生。他说：多年没摸梵文，要查一查。过了几天他给我写信，作了解答；但又说，为了慎重，还要再去请教季羡林先生（似乎有一段时间季先生正好有事外出）。不久，周先生又来信，并附上季先生给他的信，明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我便将这些信一并寄给了那位同学，虽然涉及的只是一个“茶”字，对方还是一位从未谋面的青年，周先生仍然分出自己极其宝贵的时间，如此认真负责处理，这一件事，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周先生一贯平等待人，一片真诚待人的美德。这种美德给我的教育意义更大。当然，我得到周先生学术上的点拨也很多，同样终生难忘。前面所举关于重视中国通史掌握问题，即其一。下面再举一例作为本文的结束。80年代初我的《刘裕门第考》一文初稿，本来只提到陈寅恪先生将魏晋南北朝士族分为三等，自己并无定见。周先生看后认为三等说“陈先生似未伸论”，建议说：“我看士族大致分为高下两阶层较妥。”据此，我又收集资料作了点考证，补充到初稿中去；并且后来一直坚持士族高低两级之分，追根溯源，实得力于周先生的点拨。
[1]如吕思勉先生曾将二十四史系统读过三遍，见《蒿庐问学记》第3页。
[2]以上分别见《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卷三六。
[3]参看劳干：《两汉刺史制度考》，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
[4]侍中、中常侍、御史演变情况与尚书不同，但“文属”性质则一。其他官府如光禄勋属官也有“职属”、“文属”之别。
[5]以上看法详参拙作：《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载于《国学研究》第二卷，北大出版社，1994年。
[6]分别见《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7]辛弃疾词《鹧鸪天》：“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带湖之什”。 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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