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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贯古今，回翔文史——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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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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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等诸多方面，其早年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先秦诸子与儒学，先后发表了《与钱宾四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书札》、《论荀学》、《先秦书中孔老关系诸史料之检讨》、《论<墨经>的撰著时代》、《<吕氏春秋>错简》等文章。在这些早年所作的文章中，虽有先生晚年认为“还拟多作修改”者，如《<吕氏春秋>撰著考》[1]，但大多不乏真知灼见，朱自清先生在1947年8月2日致先生的信中尝谓“先秦书体及乐论二派之说，此实先生创见，极佩。”[2]上世纪40年代中期，先生又发表了《读<二程全书>》的长篇书评，详论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在宋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样体现了先生在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的精深造诣。
在探索中国思想史的同时，先生对20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方之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48年先生在悼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曾明确提出：“居今日而治中国学术，又与古时不同。今日之中国，因受西洋影响，一切皆在蜕故变新之中，学术自亦不能例外。如徒读古书，不能接受新见解、新方法，则食古不化，非徒无益，且反为学术进步之梗。然若只能采用新见解、新方法，而古书根底浅薄，了解不深，论述多误，则亦不能胜批判地接受旧文化以创造新文化之责任。”[3]这些见解的来源可追溯到多年前在浙江大学时的阅读实践，先生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诚恳地写道：“执友吴宓、郭斌和两先生常劝我多读西方学者之书，并加以帮助，可惜我在这方面努力不够，愧负良友。”[4]当时先生在郭先生的帮助下，读了英译本《柏拉图语录》、安诺德《文学评论集》、罗色蒂兄妹之诗、叔本华《意志与表象之世界》等西文著作。这种阅读的结果之一，便是《王静安与叔本华》一一文的发表。先生在该文的开头写道：“吾近读叔本华之书，对于王静安之为人及其思想见解，更有新悟，爰抒所得，草成此篇。”[5]这篇探讨王国维性格和思想特征的论文非常成功，三十年后，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论及王氏性格，尚能见其影响；[6]而到上世纪末的1995年，还有学者回顾指出“缪钺在大陆王学史上的地位更不容小觑，因为他在40年代写的《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堪称中国第一篇从发生学角度揭示王氏为何接受叔氏的心理动因的影响比较专论。他指出：‘王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书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唯未能如叔氏所言之精邃详密，乃读叔氏书，必喜其先获我心，其了解而欣赏之，远较读他家哲学之为易，……’可以说，若无皓首穷极王氏、叔氏原著精髓之功力，与潜心洞烛巨魂之睿智，想必谁也道不出这番穿透力极强之高论。”[7]上世纪40年代中期先生另有一篇有关西学的文章《评贺麟译斯宾诺沙<致知篇>》，在今天读来，犹见思考之深而有针眨时弊之意义。针对清末以来中西学体用关系之争，先生指出：
体用一源，未可截而为二，有甲体即有甲用，有乙体则必有乙用，敬中学之体，自产生中学之用，反之，如欲得西学之用，亦必先研求西学之体也。所谓西学之用，国人以肤浅之观察最易见者，即其机械之巧，制造之精，工业之盛(尤其清末人所见大都如是)。实则西学之用，并不止于此，此不过其一端而已。然即此一端，亦非仅工匠之能事，实赖科学家之智怠，而推源于追求真知之精神。此种精神，古希腊人已深具之。文艺复兴以来，特为发扬光昌，进有近三百馀年欧西灿烂之文明。返观吾国民族，自古即缺乏这种追求真知之精神。西方学者，论古希腊哲学率谓亚里士多德以后之哲学为衰退时期，因其只注重实用，无复前人为真知而求真知之科学精神，殆已落入第二义。若本此意见以衡量吾国先秦诸子，其不落于第二义者几希。惟所谓辩者如惠施、公孙龙等，颇能以纯逻辑方法探求事物之本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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