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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国著名学者柳诒徵给许多人之印象，是一位地道的实证主义者。实则，柳氏史学之魂，乃是政治实用主义。易言之，他是一位非实证主义或反实证主义者。
就史学流派而言，民国史学有求真与致用之分野。柳氏乃属致用一系。就史学渊源而言，柳氏史学实为晚清国粹派史学的逻辑延伸。就经学与史学的互动而言，柳氏史学可视为其经学立场在史学领域的展开。这种展开，从史学的立场看，就是所谓"史术通贯经术"，亦即以"史"来表现他的根本理念。所谓"史"，乃"学术"之代词。而"经"则是他所谓"政治"、所谓"实用"、所谓"礼"的对应语。
我们所要分剖的，是柳氏所谓"政治"、所谓"实用"，其具体内涵为何？大体言之，此种内涵，乃以儒学理念为本位，以传统文化为实用手段，以现实政治为实用目的，最终将其价值趋向定位于今而非古。他想通过史学桥梁，以确立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收拾世道人心，使国家与民族在儒家精神上统一为一体。他所谓"政治"，实际是指文化认同与人心向一。在文化认同与人心向一这个大目标下，"真"不"真"的问题当然得退居次要。不但退居次要，而且压根就不存在"假"不"假"的问题。只要在文化认同与人心向一的最高层次上是"真"的，那么，在其他层次上也必然是"真"的。而且，他根本就不相信他人所指为假的对象会是假的。所以，柳诒徵实际是在"价值"的层次上而不是在"存在"的层次上来讲史的。
但是，悬置其最高的"价值"层次，下降到单纯的史的层次，柳诒徵又有其自成系统的史论。所以，柳诒徵的史观有两个层面。最高的层面乃立足于价值，属于思想指导的层面，即以儒学为指导、以史学为途径、以文化认同为目的的政治实用主义。较低的一个层面才是"史"，即具体的学术展开，亦即以"礼"为核心的历史学。历史学继续向下展开，又形成诸子百家、各种学科，所谓"史为一切学术之所从出"。这原是古文经学派以至晚清国粹派一贯的学术系统论，我称之为"史学中心论"。
历史学在柳的知识结构中处于最前沿位置，纲领全部。所以如此，原是因为"史"乃是儒学理念统领下的"史"。易言之，"史"就是"经"，"史术"通贯着"经术"。儒学的核心，乃是"礼"。最大的"礼"，是文化认同与人心向一。有了这个东西，也就有了秩序，国家和民族的一切才能得到定位。所以，"礼"是名教，是"政治"，具有实用和实效。脱离了这个大目标，历史学也就没有价值了。
一
冯友兰先生曾经把民国史学划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1]。提起信古派，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史学大师柳诒徵。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异议派史家，也是现代儒学的中坚人物之一。他推尊孔子，宣讲儒学，注重孝道，主张读经，迷恋三代，肯定正闰，多与"五四精神"相左。而且，特别重要的，由于他曾经直接反对疑古疑经的顾颉刚，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民国"保守派"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被戴上封建主义、复古主义、民族主义等帽子。
我们不禁要问，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五四"也都发生过了，柳诒徵为什么还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抱残守缺"的位置上？是他的知识结构和性格自然而然，还是他故意如此？假如是后者，他的用心究竟何在？
冯先生喜欢疑古反对信古。实际上，他的划分并不确切。对此，包括顾颉刚本人，都曾经指出过[2]。但是，假如说民国史学包含"致用"与"求真"两系，恐怕不会有什么异议。而疑古属于求真，释古、信古属于致用，当亦大致不差。[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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