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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柳对"微观历史"的热情与关切，至少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他缺乏理论。 三
人们判定柳诒徵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并非立足于其历史发展观或普遍联系的思想，而是从柳氏对待古人的态度立论。就此方面看，柳对批评古人的言论确实很反感，其基本倾向确实与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所谓近代"新史学"相异。在他看来，真正了解历史的人，绝不会攻击古人。反之，攻击古人的人，大都不了解古人[19]；许多对传统的批评，均由于对传统认识不够、了解不深所致，亦即陈援庵所谓读书少、胆子大是也[20]。换言之，凡是攻击古人者，全都没有资格。这话看上去确实很"保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凭什么说这话？根据、用意何在？
柳诒徵所谓寻求"人群之原理、史事之公律"，是到传统典籍中去寻找，而不是到别的地方。《史识》篇甚至提出，进化论及历史发展公律早已以一种特殊形式存在于中国圣哲的典籍之中了，后人只须将其拈示出来而已。"故吾人治中国史，仍宜就中国圣哲推求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率。""事物万殊，初无统纪；积久观之，则见其消息。古哲殆亦从生物及人事之种种对待变化，得消息之原则，而以《易》之否、泰、剥、复卦爻示之。"类似信念，在柳的著作中随处即是。
与所谓"国粹派"一脉相联[21]，柳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对复古论调也时有讥评，于清王朝也持批判态度(别忘了，他从清王朝那里得过不少实惠)。对近代"新史学"，则时加推尊。例如他认为，能通贯新旧而以科学方法剖国故者，首推梁启超《历史研究法》，李泰（上芬下木）《中国史纲绪论》次之。威尔逊《历史哲学》、浮田和民《史学通论》、文明书局《新史学》所言原理，多可运用于我国史籍；并认为陈石孚《经济史观》、何炳松《新史学》皆言之有物，各学校所出杂志如《史地学报》之类，多能沟通中西之学说，学者所宜浏览[22]。《史联》篇则提出：当代学者论史，尤宜比勘外史，更能见吾史之创制为不可及。《中国文化史·宋儒之学》指出："披六朝隋唐历史，凡墨守儒教者，殆无大思想家。"这些并不"保守"的言论是个别的，还是具有普遍性？如果柳的整个思想系统是保守的，那么，这类言论如何同其思想系统相适应？其实，柳诒徵的这类言论，都是受某种理念驱遣的。他"比勘外史"的目的，是为"有以见吾史之创制为不可及"。有了这个理论指导，他的"比勘外史"就落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框架内。有了西学这个"用"，中学的"体"反而更宏大。
我们看柳氏一段具有纲领性的话：
我们看了中国史书，再将他国史书比较研究，才可以知道中国伟大。中国民族的伟大，非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可比。[23]
这是政治实用主义的要义之一，表明：研究学问的归宿就在于说明祖国的伟大，而祖国之伟大，主要通过历史表现出来。在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面前，任何人都显得格外渺小，哪还有资格对之说三道四？中国历史之伟大，使附着于其上的中国文化同样伟大。攻击"历史"，会导致祖国不再"伟大"。把祖国历史骂倒，无异于拔掉民族之根，还何谈发展、进步？
这也就反映了"求真"与"致用"两种治学宗旨的分歧，是他主张向传统靠拢的重要根据所在。
顾颉刚说过，他与柳的分歧不在个别史实，而是"精神上的不一致"[24]，可谓谈言微中。所谓"科学性"与"革命性"关系之争，实也落入此范围。在柳看来，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即使明知古史是"伪"，也不应"辨"，不然就是"自己糟蹋自己"；因为，只有"实用"、"有用"、"政治关系"才是治学至高无上的第一原则，况且中国古书原本"可信得多"呢！而在顾看来，"求真"才是治学的首要原则；真相不明，国家民族不会从中得利，也就谈不上"实用"、"有用"。所以，疑古辨伪实质上是更加根本的"实用"[25]。但在柳看来，即使顾的理由成立，事实上也难保成功，因为，"因目的而选择工具，始事也；因工具而改变目的，终事也"。果然，顾颉刚的辨伪工作辨来辨去，最终并未辨出结果，惹得一些性急者不停追问，顾氏本人只好不断向大家解释。而且，顾颉刚本人后来也"由为学问而学问的客观主义态度转向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切，《禹贡》是一个重要标志。"[26]辨伪工作更曾造成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27]。这个结果似乎证明了柳的"正确"，说明还是柳的治学原则直接了当，更切合"实用"，更"艺术"，也就更高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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