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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诒徵正是民国时期信古的致用派史学大师。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信古，而在于为什么要信古。照冯友兰的解释："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就是说，之所以信古，是因为他们抱残守缺；信古的特征就是对史料不加审查就"直信其票面价值"；信古派的价值就是没有价值，因为他们"不久就要消灭"。
这种看法从30年代直至80年代初，除变本加厉外，基本内容从未改变。例如，"信古派"是"传统的封建史学的尾声"，是"维护传统封建学术的守旧学者"、是"声势强大的信古的封建史学势力"，"是一些耽心世道人心受到损害的深深信奉封建思想的苦心保卫传统学术的人士"[3]等等类似的话，是人们听惯的，它把信古派的人员构成、信古原因、基本特点、价值取向、阶级性质等等，都点出来了。而柳诒徵其人的文化学术性质也就可想而知。只是90年代以来，随着"保守主义"、古文经学派、传统儒学等的被重新评估，人们才开始对柳的学术思想给予新的审视。
诚然，冯友兰等人未免太小瞧了信古派，其指责貌似堂堂，实则并未入其堂奥。因为，从信古的立场看，他们所以对史料"不加审查"，乃在于他们相信那些史料本来都是真的，亦即无须审查的。无须审查的东西，你让他审查什么？无须审查的东西，要么是信仰的对象，要么是已经审查过的对象。而冯友兰所谓史料，在信古派那里，实际是作为信仰物而存在的。对人的信仰进行实证化的指责，是为驴唇不对马嘴，信古派当然不会服气。
信古派的第一干将刘（左提手，右炎）藜是"南高"的学生，所以，作为"南高名师巨儒"的柳诒徵，本来就有信古派总后台或"幕后黑手"的嫌疑。表面看，疑古派及后世学者的批判目标主要是刘，实际上，他们心目中的真正对手却是柳。而且，1924年，柳著文批评顾颉刚[4]，曾经直接与古史辨派发生学术冲突。当时的史学社会学行情是：疑古就是革命，就是进步；反疑古就是保守，就是封建，就应当给予迎头痛击。所以，柳受到顾、钱玄同、魏建功、容庚等人激烈反击，被指责为"断章取义、深文周纳、太轻蔑"等等。魏建功还特别从方法论角度批评他不重视"辨伪和正误的工夫"，"闹出一面赞成考史、一面仍旧以原有史籍为可信的笑话来。"[5]对此，柳氏均不予置答。于是，有学者想当然地认为他"败下阵来"了。实则，终其一生，其反对疑古的态度毫未改变，不存在"败下阵来"来的问题。解放初，作《我的自述》一文[6]，重申尊古立场，就是明证。而且，1935年作《讲国学宜先讲史学》，已从侧面甩给"古史辨"一枪，提出：疑古之风不是"求真"，而是"一种毛病"，因为"只讲考据和疑古辨伪，都是不肯将史学求得实用，避免政治关系，再进一步说是为学问而学问，换句话说就是讲学问不要有用的。"直接把"实用"与"政治关系"视为治学的第一要义。
很明显，柳诒徵所以始终不服气，并非他不讲道理。而是在他看来，疑古派根本没有抓住他所以信古的要害。这个要害，就在"实用"、"政治关系"之类字眼上。古人云，会杀人者寸铁可以杀之，不会杀人者给他一车兵器也没有用。由于疑古派没有抓住柳的要害，而是集中在史料辨伪的低层次上对之展开批评，著论虽多，气势虽盛，所论虽当，却是无法制伏柳的。倒是顾颉刚，著文从"求真"与"致用"的高层次上立论，才把双方的基本面衔接起来。然而，有了对话的基础，顾颉刚的论述却还不足以说服柳。而顾颉刚本人，由《古史辨》而《禹贡》，也在步入致用一系。这就更不能说服柳了。 二
近代史家一般都信奉进化史观，柳却不大相信，提过许多质疑，作过诸多批判[7]。在一些人看来，对进化论有所怀疑，就是对退化史观有所偏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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