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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所以，理学与道学均来自史学。又说，孔子学说贯穿中国全部历史，此前之史则赖孔子得流传。"论中国史而欲撇去儒家别开生面，犹之论西洋史欲撇开耶教，为不可能之事"。认识孔子，就掌握了读史之纲。他还认为，清代乾嘉诸儒独到之学实为史学而非经学。《中国文化史》论清儒之学指出，考古之学，不独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三类。各家经儒"或辑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师之家法，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若此耳。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或著专例，或为总图，或为专图，或专释一事，或博考诸制，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学家标举公羊义例，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耳。其他之治古音、治六书、治舆地、治金史，皆为古史学，尤不待言。惟限于三代语言文字制度名物，尚未能举历代之典籍，一一如其法以治之，是则尚有待于后来者耳。"这与史家陈寅恪的观点恰好形成鲜明对照。柳对清代考据学整体评价不高，对汉学有所批评，对宋代文化评价甚高，均与陈一致，但陈认为清人以经学见长，几乎无史学，则其史学内含实与柳氏殊异。柳的经学与史学相互交融，陈则相互分别，故产生上述殊异。这也反映了柳的古文经学立场。将柳诒徵的上述言论置诸章太炎、刘师培、邓实诸家中，可谓水乳交融，难加区分。
2.史德论。在近代史家中，柳氏身上的道德色彩显得特别浓重。所谓"道德"，包含热爱国家、尊重传统、崇尚气节、端正人格、勤奋工作、一丝不苟等丰富内涵，但核心是"养心术使底于粹"，从而促进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点是现实政治。他曾说："吾之人本主义，即合全国为一道德之团体者。"与此相适应，《国史要义》专列《史德》篇，修正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等人的"史德"论，按以己意，重新申说，力图"兼本末、包内外，合道德文章而一之"，与政治实用主义相配合，形成一套独特观点。他说："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此实吾民族持以衡史最大之义。其衡统一之时代，必以道德为断。三统五德，不必拘一姓之私，而无道者虽霸有九州，不得列之正统。虽曰五德本于五行，其取相胜或相生，本无定说，学者多病其诞妄，然以道德表治统，固不得为迷信也。"就"文章"写作角度看，他从"史德"方面提出过一些规范，如文无溢美、不为讳饰、不为曲笔之类，但更注重的，还是从"道德"角度对"人"进行规范，最终把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促进民族发展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
例如，他认为道德是一种正义感。观察历史，应以这种正义感为准绳。《史统》开篇便说："史之所重，在持正义。""若社会上下，道德荡然，且无先哲垂训，诏之以特立独行，决不能产生心术端正之史家。"在他看来，依道德准则衡量历代王朝的正统性无可非议。换言之，"道德准则"不仅应用来衡量史学范围诸如史书、史家等问题，而且应用来衡量历史范围的内容。所以，他一反近代新史学家的观念，令人惊奇地对向来遭受批判的传统"正闰观"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完全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就是说，只有肯定持有正义的王朝的正统性，才能使现实中不具有正义性的野心家不敢轻举妄动，所谓"使乱臣贼子惧"。
在柳的史德论中，历史、史家、道德实形成一个交互为用的循环。历史(即儒家经书)是培养人类道德修养的源泉。"吾国古代教育，首以《诗》 《书》《礼》《乐》为植德之具。《诗》《书》《礼》《乐》皆史也，皆载前人之经验而表示其得失以为未经验者之先导也。"史家带着道德感去写史，又通过撰史活动增进自身及社会的道德感。"而挟考据怀疑之术以治史，将史实因之而愈淆，而其为害于国族也亟矣。"但这决不是"甘为前人之奴"，而是"以史为工具，求成其德。"[34]"吾国圣哲，深于史学，故以立德为一切基本。"由此可知，"怀疑之术"之为不德，首先由于它"为害于国族"，其次因为它搞乱"史实"。就是说，求真与实用是统一的；如果不统一，就应当将其统一到"实用"原则中去。"实用"原则虽以历史为源泉，却不是"甘为前人之奴"，而是立足现实。立足于现实而非历史，却又不是不德，因为上述观念恰恰又符合古人的史德观，是古人"以立德为一切基本"的用意所在。可见，柳的"史德"观，实已扩展到现实政治，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宗旨，指明了史家修德的途径(有赖于史)与作用，拓宽了"史德论"的领域，而且并不认为"史学致用"是不德。因为，"实用"原则并非不要求真。"实用"非但不以胡编乱造为基础，而且与求真交互为用。所以，考察某个史家是否具备道德，就是看其所撰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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