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是否真实，进而看其是否具有"敬"、"恕"、"忠实(信)"之心。《史德》："史之信也，基于群德。""史所取资，不容伪造。"由于中国古代史家大都具有"敬"、"恕"之心，才使得古代史学形成"忠实"、"实录"的传统。既然忠实、实录，何必怀疑？怀疑忠实、实录的东西，就是不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录"与"致用"的关系相互统一。在此，再次反映出他批判"古史辨"的深刻用心，也可看出他对疑古辨伪是多么痛恨！
3.史学功能论。由于信奉史学中心论，柳自然会把历史说成无所不能，这是他史学功能论的特点。1925年，在《学衡》发表《历史之知识》，着重阐述史学功能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能提供人类以往活动的经历与经验，供现代人参考、应用。"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我所希望于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在乎成为考据家或历史家，而在乎自己应用。"一针见血地表明了他的政治实用主义思想。
柳氏的史学功能思想贯穿着他的基本史学观念和史学目的思想。史学功能与目的，原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什么样的史学目的，就会相应地认为史学有什么样的功能。史学功能往往随史学目的的变化而转移。可以说，历史学是"多功能"的，史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而任取其一。这种情况，在近代史家的史学功能思想中反映得非常明显，柳氏也不例外。他不厌其烦地宣讲，史学可彰世变，其主要好处就是彰往察来。"讲史学知道立国和做人的经验，就叫做历史哲学。"复兴民族，经与非经的问题可因此而不必争论[35]，等等，无不贯穿着他的史学期待和史学目的。这种期待和目的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却只有一个，即"应用"。这种应用，与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又不乏近代色彩。最明显与切近的一点，就是他希望中国历史学能够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对抗击日本侵略发挥本来具有的功能。这是他主张史学与现实政治相结合、认为二者相互依存的现实原因。"应用"作为史学的根本目的，又对应于史学的根本功能，就是"化"，即历史能铸造民族精神风貌，从而形成这一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与文明系统。
当然，无论史学功能多么完备，也要看运用者的心术，所以他又说："史籍之用，亦视学者之用心何如。用之当，则可为人类谋幸福，为国家臻治平；用之不当，则可以启乱饰奸。"[36]这样，史学功能思想就又与史德论结合起来了。
4.历史研究法。柳氏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历史研究法之名，"但三传之于《春秋》，各有师说，以解析《春秋》之义法，准此而言，则世之有历史研究法莫先于中国。"[37]从此观念出发，他把历史研究法划分为两个方面：读史之法与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中，他对文字学方法、统计学方法、校勘与考据方法发表过精辟见解，都贯穿着"以史为根本"、不希望借口科学方法来干扰史之根本地位的史学中心论，比较有特点，也都无懈可击。而且，他虽精于校勘考据之学，但不主张唯考据是能[38]，则又是政治实用主义使然。
读史之法看上去似乎是技术性比较强的方法，而且主要是一个实践经验问题，可以见仁见智。实际上，它同样反映柳氏的基本史学观念。例如，他主张读原著，反对只读教科书，就表明了他对新式教科书的态度（这也是章太炎的态度）。总的来看，他对新式教科书评价很低，指出其三大缺陷：不能完整再现历史事实；近世学者编历史教科书，多采用纪事本末体，并无创意；内容简单，作用太小。所以，他认为治史"宜多读原书，不可囿于采辑之课本讲义"。所谓"原书"，指《纪事本末》、《通鉴》、《易知录》以及各种正史[39]。这些话给人的感慨真是良多。1902年，柳诒徵23岁，在南京江楚编译局以分篡之职增辑《支那通史》为《历代史略》[40]，被史学史家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而且，1903年，柳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课本就是《历代史略》，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41]。所著《中国商业史》也是教科书式的章节体[42]。但曾几何时，柳氏竟对新式教科书大加挞伐，且径以章节体为纪事本末。由此可知，柳氏所向往的仍是传统史书及体裁。他未必认同当代史学史家对《历代史略》(主要是体裁创新意义)的推崇。历史学家能够认识历史，未必能认识自己。柳氏贬低新式教科书，而他自己偏偏编制了近代第一部新式教科书，而且受到后人推尊。这是他的幸抑或不幸呢？是后人误解了他，还是他对自己不够认识呢？这真是学术史研究中的有趣现象。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所谓"柳诒徵不满足于封建传统的编篡方法"[43]云云，显然不确。
读原著还有读经的意思，所以他提出："治史学莫先于读经。"他甚至认为："初学宜先全读经一过，明于其全部之内容，然后再观后人考订真伪之说；不可先挟一真伪之见，以致束书不观。"因此，读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