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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因为他深知认识对象的复杂性绝不可"以一概论"。近代诸多史家信奉多元史观，实关乎此。柳对因果联系的不完全相信，同他的历史认识相关。因果性只能片面地、断续地、不完全地表现世界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柳诒徵已经体认到这一点，而这种体认又同近代史学中流行的一种学风有关，借一位西方著名思想家的话，就是：史学家都只探找历史演变的"规律"、"模式"(pattern)或"韵节"(rhythm)去了[11]。其结果，就是让人感觉历史研究专门"糟蹋历史"、不大像是历史研究了。故尔，近代通识学人如何炳松[12]、张荫麟[13]、钱锺书[14]、后期梁启超等，均对因果律有所质疑。但是，因果联系又是历史现象普遍联系与相互关系的重要一环，所以，在分析某些历史现象时，柳诒徵又不能不借助因果律，"推阐因果关系"，承认"历史事实有些有因果"。这样看，柳氏并非反对因果性，反对的是用因果联系代替所有历史联系；他所谓"历史的最后，还是无因果的"，是说因果性从大量偶然性中提炼出来，建立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看，会发现，柳不但不否认历史联系，而且格外强调，只是这种联系未必表现为因果的形式而已。他在《国史要义》中大讲"史联"、"史例"、"史术"。各种"史例"中，最重视的又是"史联"。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孤立，而是处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历史事实的相互联系必须在史书中得到充分而巧妙的反映，以不使读者产生割裂零碎之感，从而深识历史之为一个有机整体，与自然、环境均有关联。这就要求史家善于组织、联络，贯通脉搏。所谓"史联"，就是这个意思，亦即周谷城所谓"历史完形"的思想[15]，但周谷城没有具体回答怎样的史书体裁才能再现"历史完形"，柳却回答了，即最能表现"史联"的历史著作，是纪传体。这个结论未必正确，但至少是一种答案。在他看来，历史因果联系那种形式有时可以否定，但历史联系本身不能否定。那么，在总体上，那是怎样的一种联系形式呢？体会他的意思，实际是说，历史前前后后，浑然一体，无从割截，其本身就是"联系"，无须也不许另行划分"形式"；一旦划分，不但不足以反映历史联系之真相，而且有害于对这种联系的真实认识。"联系"就是历史本身，历史本身就是"联系"。正因如此，他反对划分历史阶段，认为划分历史阶段只是权宜之计，不能完全反映客观历史本来面貌，其微意就在避免"联系"被破坏。这种观点，在近代史家中最接近何炳松。何氏在否定历史因果关系后，提出历史联系表现为源流关系，正是柳的注脚[16]。所以，我认为柳受过何氏译著的影响。
尽管历史"联系"很难有阶段划分可言，线索却依然可寻，只是并非通过划分阶段的途径，而是通过对历史主要内容的描述来实现。古往今来，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公与私。正是公私关系，构成历史长河的基本线索。《史义》明确写道："千古史迹之变迁，公私而已矣。"公与私、义与不义，相互对待，相互推迁，既构成历史之基本内容，也构成历史联系的基本线索。
但是，柳又有所谓类例思想，似乎与"史联"相矛盾。何炳松就明确反对"类例"方法，认为它与历史的"共通性"相违背[17]。实则，类例是历史存在与历史叙述之间"张力作用"的结果，实属必然。历史范围广阔无垠，史家不必也无法全部叙述 [18]。这样一来，"类例"便因之而生，即："甲则分类，乙则断代；分类纵贯，断代横通。"就是按照逻辑序列，将史实划分界域，进行分类，以类相从，寻其条例，以收执简驭繁之效。柳诒徵这方面的一些具体设计包含许多独特思考，不仅突破传统史书分类法，而且还试图采用近代科学分类法，虽其中有不当之处(如把"四夷"等诸"外国")，但总体上值得肯定。从中也可看出，柳氏之学有体有用：其"体"则中国旧学，其"用"则广泛吸收，并不一概排斥西学的、科学的方法，还说明他的看法并不绝对，并不僵化，可以因时变动，具有辩证性。
从历史发展观说到关于历史联系的观点，可以看出，柳的看法比较复杂，需要仔细梳理辨别。他过于关注历史的自然状态，因而对理论形态的抽象化的单一历史模式不太喜欢(尽管并不排斥)。一般说，偏向于关注具体史实的史家，对"理论"大都缺乏热情，而忙于构筑理论体系的思想家又往往流于空疏。正当的取向当然是二者有机结合。我以为，理论可以很精巧，不必就是"模式"或"体系"；事实也可以很完整，未必就不能显现"共相"或"系统"。宏观的"草色遥看"可以描绘春天，尽管它"近却无"；微观的"红杏枝头"同样可以写出春天，因为它"春意闹"。对此，理应给予具体而微的阐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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