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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而后有上述"原则"分歧；实际上，正是从致用或求真的原则出发，柳氏才顺理成章地"信古"，顾氏也才强烈地"疑古"。这一点，甚至在对柳氏的指责言论中也能得到印证。例如，学者指责信古派处处虑及"世道人心"。这是符合柳的思想事实的。"世道人心"正是柳氏所谓"政治"、所谓"实用"，即政治实用主义的要义所在。问题在于，指责者对历史研究是否应该"处处虑及世道人心"，并没有做学理论证，而是把它当作了不言自明的前提。可以看出，柳、顾之争确是两种历史认识论的分歧，所谓"精神上的不一致"。在"原则"观照下，柳氏所谓"古"，也就不成其为"古"了，而是转换成了他心目中国家、民族根本利益、文化认同的代号，也就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道"。假如有更"好"的"道"，他未尝不会改"信古"而"疑古"。这里，作为"本体"的，是"道"，是"政治"，是"实用关系"。"古"仅仅是"用"。由于"体用不二"，"用"没有了，"体"也得完蛋。所以，他重视作为"体"的思想指导，可并不因此就轻视作为"用"的具体学术，不允许对这个"用"进行"疑古"。政治关系、实用关系与传统文化观、学术思想、史学思想，两个层次循环阐释、相互帮忙。任何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史学大师，骨子里都具有深深的主体性。甚至最喜欢标榜实证研究的整个历史学，也深藏着主体的内核。谁能想到实证大师柳诒徵的文化思想居然如此富于"主体性"呢！这不禁使我想到何兆武教授一段使人怦然心动的话语："历史学家的理论并不是从史料或史实之中推导出来的，反倒是历史学家事先所强加于史实之上的前提。""历史学并不是一门实证的学科，凡是单纯着眼于普遍规律的，可以说对人文现象都不免是未达一间。"[28]
就作为"体"的政治实用主义来说，柳诒徵与近现代许多试图确立文化认同的思想家们并无不同，他们无非都是想为泛滥无归的人心安顿一个家园，确定一个归宿。就层次略低的"用"的范围考察，柳的学术思想，在近代学人中，最接近前期刘师培；在学术派别中，可归入古文经学。他学术思想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典型的史学中心论和古文经学观点，与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邓实《国学微论》等的基本立场完全一致。他以历史学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源头与核心[29]，远接《汉书·艺文志》，近接国粹派，隶属古文经学，自不待言。就此而言，在逻辑上，柳可以说是"国粹派"的后期代表。而目前的一般观点认为，"国粹派"在1912年随着民国的建立就寿终正寝了――这当然是就"历史"言之，而非"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
史学中心论与古文经学立场相辅相成，逻辑上一致。周予同先生早曾指出，《中国文化史》在学术传承上主要受古文经学影响[30]。古文经学的典型观点六经皆史，柳氏持之甚笃。但论述简略，没有新意。由于有六经皆史观念，所以才认为治史莫先于读经，读经就是读史。《国史要义·史德》说："《诗》《书》《礼》《乐》，皆史也，皆载前人之经验而表示其得失以为未经验者之先导也。"《史术》说："史术即史学，犹之经学亦曰经术，儒家之学亦曰儒术也。吾意史术通贯经术，为儒术之正宗。"又说："普通人以为孔子删订的书叫做经，其实都是史。""由治经而治史，最易得一种明了之界说。"[31]而这又是与其史官论一脉相承的。有学者看见"读经"二字便视为"反动"，殊不知柳氏所谓"经"，原本就是"史"。史与经不但相互贯通，而且是儒学的"正宗"。
因为柳的学术思想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以"政治"作统帅，所以他强调史学以"礼"为出发点与核心。"有一中心主干为史法史例所出，即礼是也。史官提要之书，必有定法，是曰《礼》经。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夫史例经例，皆本于《礼》。"[32]"礼"就是柳氏所说"政治关系"。所以，柳不但不像梁启超那样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政治性，而且给予褒扬，认为政治性是中国史学悠久而优良的传统。这样，就可看出，柳的文化思想最终以政治实用主义为依归，并贯穿其整个学术思想。 四
由上可知，柳诒徵的思想既有核心，又有系统，层次清楚，逻辑井然，形成一个相互衔接的系统。但这个系统是通过所谓"零碎工程学"[33]的形式、而不是通过所谓"艰苦的思想工作"即建构外在体系模式的方式体现的。所以它在各处都能看到。这里再举四个方面加以印证。
1.论孔子。他认为，中国两个最大的学问家是老子和孔子，其学问均从史学产生出来。孔子不是经学家，而是史学家。老子与孔子所讲的"道"，就是"从历史上看出人类常走的路"，即人生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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