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原著都必须"博"，而"博学不是搬与人看的，要有笃实的志向，为自己，为最近的人和当时的国家"。总之，要致用。这又是其政治实用主义的反映。
柳在读史之法中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是:读史须求得圆通。他说，古代思想有与近世相近者，但由于迁流已久，湮晦莫宣，反而有赖于后世思想的参稽，才能得其究竟。"然古制之合于今之思想者固多，亦有不合于今之思想宜虚心研究其故者。""盖乾嘉学者过于尊圣贤，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怯于赴时势。今人则过于察凡庶、怯于从古者。必双方剂之，始得其平耳。"这话使我想到马克思所谓"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认识论思想，而且恰恰包含着对复古主义的批判。所说"通"，即能"通"于现实，能在现实中"运行"。不能致用的史学，不得称"通"。这个"用"，前文已析，就是为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实行文化认同。所以，读史须能联系现实，带着现实问题去读史，并力求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亦可谓"以论带史"。此种观念，近代康有为等人均可连类。柳诒徵曾不含糊地说："读了史事，必须能拿来随时应用，即所谓一隅反三，并不限定与历史上有同样的事实，而我能藉此以推知未来；或者因此而另组成他种学问(如社会学、政治学都由历史蜕化而出)，这方才算有历史的知识，故历史的知识是变化的。"这就道出了"致用史学"的底蕴。在这种思想观照下，历史的真实性原则被历史的致用思想统一了，而史学并没有成为一种外在目的的工具，依然具有独立价值。因为历史本身就是这样的。这种思想遭到误会，就会在实践中带来弊病，如沦为政治野心家的夺权工具(像"文革"史学)、助长史学中的主观主义，等等。但这不是柳的本意。近代史家如杨鸿烈[44]、、吕思勉[45]、何炳松[46]等反对把史学当做工具(如宣传爱国主义、维护道德)，乃是单从实践层面立论，非如柳氏之在理论上直把史学求真与致用看作一回事。由此亦可见，柳氏史学虽有实证主义特色，但骨子里却是反实证主义的。这不仅反映了近代"求真史学"与"致用史学"两大系统的分野，而且还可看出，柳的史学定位是"今"而不是"古"。也可以说，他所以格外推尊"古"，就因为"古"有"今"用，古今一体、古今相通。准此而言，把柳诒徵定性为复古主义者，也可谓一间未达了。 注释：
[1]冯友兰：《古史辨》第6册序，1937年1月。
[2]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
[3]详见刘起（左金右于）：《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第135、274-86页。
[4]柳诒徵：《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收入《古史辨》第1册，第217页。此文的基本思想完全正确，至今不倒。
[5]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古史辨》第1册第250页。
[6]载北京《文献》1981年第7期。
[7]分见《中国文化史·三国以降文物之进步、宋元间文物》，该书为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讲义，1925年起在《学衡》连载，1928年止。同年，中央大学排印。1932年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出版(二册)。另有1948年正中书局本(三册)。为柳氏代表作，最富盛名。《国史要义·史识》篇，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2月初版印行，是抗战期间为研究生讲授史学原理的讲稿汇编，共十篇：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或认为是"先生文史学之晚年定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95页。全书辑录柳氏史学文章23篇，其中《拟编全史目录议》、《历史之知识》、《中国史学之双轨》、《史学概论》、《讲国学宜先讲史学》、《与青年论读史》，为柳氏史学思想代表论著。
[8]1925年在《史地学报》发表《历史之知识》，说："历史事实，有些有因果，有些又无因果。""我们处世，应当在无因果处用力，来适应环境，适应历史。故历史的最后，还是无因果的，须凭个人自己去造因果。此不特个人为然，国家亦然。"见《柳诒徵史学论文集》第84页。
[9]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0页。才士短命，败子永年；善有恶报，恶得善果，固词人之长言咏叹。推其极致，乃有西洋人谓：历史固恶人所创造。
[10][11]参看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136页。第143页。
[12]见《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49、151、368页。
[13]见拙文《论张荫麟及其"新史学"》，《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
[14]见拙著《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