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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贯古今，回翔文史——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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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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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重实用之中国民族，不能欣赏此种纯理智之探讨，故辩者之学，在当时为诸家所排，西汉以后，光沉响绝。中国民族不能产生科学，固无足怪。抗战以还，创巨痛深，国人深切感知，苟非积极科学化，工业化，此后吾中华将不能立国于天地之间。故提倡科学振兴工业之声盈于期野，此固可喜之现象。窃以为犹当更进一步，求其本原，即培养国人纯理性的追求真知之精神。吾国民族虽缺乏此种精神，然并非绝无也。先秦时则有惠施、公孙龙等辩者之学；魏晋玄言，论“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探求事物本性，而不重实用之目的。两宋理学，一方面虽似带有宗教性，而另一方面亦极重穷理致知。再观史籍及各家文集所载，畸人俊士具有科学精神者，亦偶或遇之。惟此一粒追求真知之种子，在中国民族性中，发育不善，其力甚微，故至今国人思想犹多陷于阴阳五行，冬烘迷信。此后当尽量培养而发扬之，庶几中国可以产生纯逻辑、纯哲学，纯科学。[8]
这段论述对中外古今观照融通，不囿陈说，独运睿思，可见先生研究西学之学术素养和水准。此后数十年间，除去在上世纪80年代中撰写了《郭斌龢译柏拉图<理想国>序言》外，先生没有再发表过有关西学研究的文章，但阅读西学之书的习惯却一直保持到晚年(从50年代开始，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也曾很努力地阅读地马列及苏联学者的著作)。80年代，杨联升教授从国外给先生寄来了一些西文书，国内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批西方理论书籍，先生在阅读上甚为用力，一些理论方法如接受美学、诠释学、意识批评、法国新史学派的某些观点等都曾被先生不著痕迹地运用于晚年撰写的论著之中。
抗战结束以后，先生因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之故，将魏晋南北朝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研究的范围涉及此一时期的政治、学术思想、典章制度、民族关系和历史人物，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清谈与魏晋政治》、《北魏立三长制年月考》、《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北朝之鲜卑语》均有创新之见解。其中《清谈与魏晋政治》为先生在魏晋史研究方面的一篇力作，针对传统的清谈误国论，先生以缜密的文思，精核的考辨，清疏隽雅之文笔，辩驳清理旧说，对魏晋清淡之性质、特点、不同发展时期与政治的不同关系，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尤其指出清谈政治在东晋时所起到的安内攘外之作用以及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清谈派理想之政治家形象对后世士大夫的影响。其文体现了先生治史的识见功力，为以后学人在此方面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及至上世纪末，此文作为学术经典，收入王元化等主编的《释中国》一书。《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一文，是建国以前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文章从对东魏北齐历史上几次重大政争的分析入手，通过深入细密的史实考辨，揭示这些政争后面所隐含的矛盾冲突的历史真象，并从体现先进文化的汉族士大夫改良朝政的失败，说明了高氏政权不能解决其境内民族融合的重大问题，故为北周所灭乃有以然也。其文运用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阐述之民族观，而对史家研究较少之北齐之政治与民族进行了透辟独到的探索，其研究结论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佐证和补充了陈先生的观点。1962年，先生曾将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14篇论文编为一册，名《读史存稿》，次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成为国内外研治魏晋南北朝史者非常熟悉的专书。上世纪80年代之后，先生更多瞩意于魏晋南北朝文士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指导其博士研究生运用文史结合、文史互证的方法，撰写了论述魏晋诗人与政治的学位论文，自己也发表了如《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新释》、《人生可贵是真情――读陶渊明<归去来辞>札记》等文章，并撰写了关于谢灵运的一系列札记。
编撰古人的年谱、传记是先生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生先后编撰了鲍照、王粲、颜之推、颜延之、魏收、杜牧、元好问等人的年谱，为陈寿、颜之推、杜甫、杜牧、史达祖写过传记或评传。其中最为著名者当推《颜之推年谱》、《元遗山年谱汇纂》和《杜牧传》、
《杜牧年谱》。《颜之推年谱》为创新之作，因资料详尽，考证精当而常为研究者所称引。《元遗山年谱汇纂》综合翁方纲、凌廷堪、施国祁、李光廷四家《元遗山年谱》，取长补短，拾遗订误而重新编写的，其中特别详述遗山著书论文之意见及其生平交游事迹，以见当时文坛风气。钟山书局在1935年，以《国风》半月刊第7卷第3期、5期专号的形式出版，为先生所发表的的第一部专著。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印行《元好问全集》，主编姚奠中征得先生同意，将《年谱》作为附录收入《全集》，并在该书《前言》中说“缪钺教授《元遗山年谱汇纂》发表于1935年，荟萃了诸家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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