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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贯古今，回翔文史——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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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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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且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16]
1952年以后，先生虽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教职，却没有间断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没有停止过对相关研究动态的关注。在“文革”前，先生所发表的古典文学论文中有两篇坦陈己见的文章，特别值得一提。50年代后期，在古典诗词评论中，因受“左”的思想影响，盛行专就其思想性立论的研究方法，视艺术性为禁区，先生在1957年发表《杜牧诗简论》一文，有针对性地强调“我们论诗时，必须记住所论的是‘诗’，不是散文论著，尽管思想性在诗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仍然不能只阐发它的思想性，不能只说明作者思想与意图的价值，而必须结合它的艺术性，说明诗的意境、风格、韵味，甚至于技巧方面的种种特点。”[17]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这样的文字是不随大流的，它表明了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仍然希望保持的一份独立思考。1962年先生又发表《关于李清照词》一文，对时人评论中全面否认李清照词中之“爱国的情感”的观点进行辩驳，提出：“如果说李清照词中有忠愤之语，固然有点过誉，但是完全否认其中有爱国的情感，恐怕也是不公允的。”针对贬责李清照词“哭哭啼啼”的说法，先生认为不应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李清照，也不能用当时士大大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女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国破家亡、暮年丧偶、飘泊无归的女子，作词时还不许她哭几声，未免太苛求于古人了。”[18]这类对古人的同情理解，招来了以后的非议，在“文革”的大字报中，有人指责先生研究的都是古代文人，说杜牧是先生之兄，李清照是先生之妹。
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开始与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叶嘉莹教授合作，撰写词学专著《灵溪词说》。从1982年至1986年的5年间，先生撰成论文23篇。1987年《灵溪词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纵论唐五代两宋著名词人、词作、词论，但在体例、写法和立论阐释上，都有所创新。尤其在体例方面独创一格，将以往的论词绝句、词话、词学论文、词史等各种体裁的内容熔为一炉。每篇开头，先用一首或数首七言绝句撮述要旨，以醒眉目，然后再附以详细的散文说明。书中每篇文章按论述内容之时代次序编排，可见词史发展之脉络。其书出版后，得到学界好评，近有研究者在总结20世纪中国词学研究时指出：“缪钺、叶嘉莹的《灵溪词说》虽然是作家专论的合集，但因将唐宋词人一一论述，论述中又注意词人在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承继关系的寻绎，实际上是一部高水平的唐宋词史。二位作者学力深厚，方法新颖，因而新见迭出，常有发人深思之笔。”[19]《灵溪词说》撰成后，先生与叶嘉莹教授继续合著《灵溪词说续集》，评论的词家由唐宋下移至明清，在1987年至1991年的数年间，先生撰文12篇，结集以后，以《词说古今谈》为名，由岳麓书社在1993年出版。在这两本词学论著中，先生保持了从词人的创作心态及艺术风格揭示词的特质与词人之词心的治词特色，以望九高龄为中国词学研究献上了他一生凝聚的心血。有学者这样评价：“粱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20]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而“不专搞词学”却又正是成就先生词学名家精深造诣的一个因素，值得一析。先生治的范围以及成就，已如前述，正是因为先生对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均素有研究，学养深厚，才使得先生在治词时能视野开阔，论证左右逢源，时有精邃之新见。而在旧体诗词创作方面的深厚造诣，也使得先生能深入体会古人创作的甘苦，细微体察古人作品深蕴的内涵，于空曲交会之际理解古人的词心，在论诗、论词时言人所未言。先生曾在悼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称美朱先生治中国文学“兼能考证、批评与创作，故无一偏之蔽，而收交流互通之益”，认为“此其所以为通人之第一点。”[21]若以先生一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来衡定，亦庶几可谓臻于“兼能考证、批评与创作”的境界。然而，尽管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倾注了一生心血，但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先生晚年一再表露他希望招收指导宋词研究博士生的心愿，但由于当今文史学科之隔，先生最终没有机会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如今回想起来，这恐怕并不仅是先生个人的遗憾。
除丰硕的治学成果外，教书育人是先生对社会的另一重大贡献。先生以教育名家，一生都以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为荣，常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乐乎。”先生善于因材施教，乐于提携扶持后来才俊，从中学到大学，受先生教育影响而在各学科卓有建树的学生很多，而先生的教学艺术，也经过近七十年的锤炼臻于炉火纯青。总结起来，先生教学主要有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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