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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文接受外来思想，侈谈阶级斗争，颇不以为然。然而后来的实践证明，先生在此文中所坚持的研究方法与观点，都是具有科学性的。后人在评论中指出，先生“对奴变的地位和性质做了一个初步科学的规定。这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他是“国内较早”用阶级斗争眼光“去观察和研究被压迫阶级斗争历史的学者之一”；“这篇著作对后来的学者是有影响的。我们不太费力就可以找到后来的学者在研究同一历史问题时受谢老启发的痕迹”。（注：何龄修：《悼念谢国桢先生》，见《清史论丛》第5 辑，1984 年中华书局版，第1～9页。）
1926年，先生从清华研究院结业后，到天津“饮冰室”协助梁先生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继续研习文史，并兼任梁先生子女思达、思懿的家庭教师。
梁先生毫无大学问者的架子，和易近人，待学生如子侄，又好谈古论今，慷慨淋漓，汪洋恣肆。先生不仅每天与梁先生同桌用餐，而且茶余饭后，听梁任公纵谈治学经验和明末清初遗事，兴味盎然。师生问答，热烈融洽，每至夜阑更深，几忘疲倦。在梁先生的薰陶下，他对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和明清史愈来愈爱好，从此走上研究历史科学的征途。梁先生的教诲，使先生一直铭感在心，晚年他在回首往事时写道：“由于我读过梁先生著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及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因之我曾研究过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梁先生又给我讲明末清初的遗事，我之所以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就导源于此。”（注：谢国桢：《我的治学经验》，见《书林》1980年第5期。）“桢之所以略知史部簿录之学， 纂辑《晚明史籍考》，研治明季‘奴变’，清初东南沿海迁界，江南园林建筑，以及南明史迹，粗有辑著，皆由先生启迪之也。”（注：谢国桢：《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后记》，见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9页。）
三
1927年，先生由梁先生介绍，到南开高中教书。半年后，又由梁先生推荐，到北京图书馆供职，最初是编辑馆藏丛书目录，后来就在梁先生纪念室里整理馆藏金石碑版和从事明清史研究。
北京图书馆藏书富甲海内，又依临琼岛北海，太液池畔，绿树成荫，环境十分幽雅；尤为难得的是，馆长徐森玉富有远见卓识，力排异议，延揽了赵万里、刘国钧、王重民、向达、孙楷弟、谭其骧、张秀民等人才，放手让他们从事自己喜爱的研究工作。在较自由的学术气氛中，各人恣阅群书，埋首研究，很快做出成绩。
“杂谈巷议昔人事，森森林影照莓苔。蛛网尘封虚岁月，重翻如见故人来。”（注：谢国桢：《悔余诗集》（稿本）卷1。 ）先生笃于明清之际野史笔记的搜采与研究，浏览了馆藏大量的珍本秘籍，对这些尚不被社会利用的冷僻文献进行爬梳整理，乐此不疲。
先生还好与各地学者、藏书家相往还，砥砺学问，求学不倦。他认为学者跼居一隅，或互相不通信息，不与社会接触，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此，除阅读北图藏书外，先生还奔波于故宫博物院、东方文化会、孔德学校图书馆，并且南至江浙，北至沈阳，甚至渡海赴日本寻访晚明史籍，仆仆风尘，奔走几及万里；“凡藏书之地，无不亟往求之。”（注：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6页。）数年间先生披阅了朱希祖、伦明、傅增湘、张元济、马廉等的藏书，又得见南京博物院、上海涵芬楼、杭州文澜阁、吴兴嘉业堂、平湖传朴堂、辽宁故宫博物院、日本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等处所蓄晚明稗乘笔记、小说传奇、诗话宫词，他对公私庋藏详加考辨，剖析版本源流，论述史料价值，简介作者生平，辑成提要，附录序文、凡例，陆续写出《清初三藩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等文，在此基础上，于1931年终于完成了八十万言的《晚明史籍考》。
明清之际的史料汗牛充栋，不下千家，但因许多书中记载满族发祥史、清兵入关后的残暴行径、南明抗清义举等，而触犯清廷的忌讳，被列为禁书，横加摧残破坏。清末文网渐开，虽然断简残篇时有披露，一些复壁深藏的缥缃奇秘得以重见天日，然而这些劫后幸存的史料散处海内外，难以纠集；或标目纷杂，令人莫测深浅，治明清史者于此不免有望而生畏之感。《晚明史籍考》的出版，正好为学术界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难题。
这部煌煌巨制著录有关明代万历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的文献一千一百四十余种，未见书目六百二十余种，蔚为大观。“凡研究明末清初的党社运动、农民起义、抗清斗争、郑氏、三藩、史狱、文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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