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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时过境迁，影响亦随之消失，所以虽然南明史的研究曾几度起落，却始终没有一部较完整的关于南明史的学术专著问世。
先生从三十年代起就从事南明史资料的搜采与研究，解放后安宁的社会环境给他带来了有利的著述条件，乃锐意写出一部能反映客观历史的南明史学术专著。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先生于1957年撰成《南明史略》。这部书主要论述和评介了南明弘光、鲁王、隆武、绍武、永历诸政权的兴亡变迁，兼及荆襄巴东的农民起义、韩王政权和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因此是一部较完整的明清变革政治史。书中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列主义原则，尽可能利用明清之际的文集、笔记、档案等第一手史料，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向读者提供这段鼎革时期的客观历史，全书“简单平实，没有任何哗众取宠的东西，把棼如乱丝的抗清斗争历史，整理得有条不紊，做出完整的介绍”，（注：何龄修：《悼念谢国桢先生》，见《清史论丛》第5辑，1984 年中华书局版，第1～9页。）因而它“直至今天仍是研究南明史的值得称道的专著”。（注：商传：《谢国桢》，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5年）》“现代已故史学家”专栏，198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7～268页。）
七
《南明史略》出版后不久，先生即应郭沫若之召，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任研究员。
先生对明清史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他认为要将明清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必须扩大研究领域，除政治、文化外，还应对明清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先生又认为，官修的正史有许多隐讳不可靠的地方，要广泛地考究明代社会经济情况，同样不能不注意野史笔记、私人诗文集、地方志乘，以及各项档案资料。调入历史所后先生在继续从事明清野史笔记研究的同时，开始搜辑野史笔记中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他先后发表专著《明清笔记谈丛》，和《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有关郑成功史乘辑录》等文，介绍各地稀见的明清史料，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并且完成六十五万字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的编辑工作。这部资料选编是从五百余种史籍中“披沙捡金”而得，它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工艺美木、科技发明、商品经济、工商业政策、阶级分化等方面，洋洋大观，是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的一部有用的参考书。在当时“假、大、空”学风日益蔓延的情况下，先生坚持从事艰辛的资料研究和整理工作，为同行提供资料线索，这种不求闻达、甘作“铺路石”的献身精神更显得难能可贵。以后《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在粉碎“四人帮”后得以出版。
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想干扰，使许多文史工作者产生如临薄冰之感。先生倾力于史料研究，“述而不作”，也含有避免是非的因素。然而他对“假、大、空”学风不是不无忧虑的，他坚持认为：研究历史事实，必须明了当时社会的背景，事实的发生与发展，融汇贯通于胸中，取得事物的内在联系，对于每一事物提出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来，才能够“言之有效，持之成理”。不然的话，但凭个人的意见，不顾客观的事实，随心所欲地找几条材料来作佐证和充实自己的意见，那就会对某一个事实见首而不见尾，光见事物的片面或表面，而不见事物的本质和根源，那就好象见人而不见物，光见树木而不见树林了。（注：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自序》，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页。）
根深而叶茂，本固而枝荣。1963年先生在四川大学讲学时发表的论文《明末清初的学风》，就是反映先生治学旨趣的又一篇代表作。在这篇三万余言的论文中，先生以深厚的功力，旁征博引，纵横辩析，解剖了明末清初“天崩地坼”的社会背景，揭示了当时学者们在这场痛苦变革中复杂的思想情感，阐述各种学术形成的原因，指出学者们由空谈心性转而探索经世致用；由专习孔孟转而博通群经，旁及诸子百家；由藻饰诗文以争奇斗富，转而为潜心写史以总结沉痛的教训。这些深刻的转变，形成了一种风格豪迈、气节坚贞、博大精深和务实的学风，不仅在思想界、文学艺术与科技领域内得以表现，人才辈出，思想活跃，而且对海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先生还指出，明末清初的学风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东汉乡评清议、魏晋清谈、宋明理学相埒，是我国文化史上一朵放出异彩的奇葩。
全文摆事实，讲道理，生动淋漓，朴实有力，与“假、大、空”者大相径庭，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先生暮年在选编自己的论文集时，因而录此文居首篇，并且亦以《明末清初的学风》作为论文集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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