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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博学多才，工诗，风格明快；擅长散文，情辞并茂。诗文收入《明港记事诗》、《瓜蒂集》。他兼善行楷，以潇洒秀丽见长。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到先生寓所求学问业、交流学术和借阅资料者络绎不绝，除国内同行外，还有来自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德国、新加坡、香港等地的专家、学者。先生总是热情相待，毫无保留地满足对方的需要。他还计划去敦煌考察中西艺术交流的结晶，应邀准备赴美讲学，但因积劳成疾，无法如愿。
1982年夏，先生住院治疗。在首都医院病房里，他仍读书不辍，甚至还强支病体校订英国剑桥《百科全书》有关南明史的中译稿。当亲戚萧璋先生劝他静心养病时，先生沉思片刻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这是先师梁任公先生的遗训……我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师训不可违，我虽然病了，但是我还活着，怎能不读书呢？”（注：谢纪青：《怀念我的父亲》，见《文汇月刊》1983年第4期。 ）他恪遵先师的遗训，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9月4日，先生终因病情恶化，引起败血症，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二岁。
十
先生从事史学研究达五十余年，他勤奋好学，锲而不舍，为后人留下十多部学术专著，数百篇论文、札记，以及数百万字的史料汇辑。其中不少成果，如《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东北流人考》、《南明史略》等，都是有开创性的。
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明清之际阶级关系研究；二、明代经济史的研究；三、明末清初学术文化史的研究；四、南明史的研究；五、明清史料、史籍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六、汉碑、汉画和汉代社会生活的研究。
综观先生的治学成就，可以用“博”、“约”两字来概括他对明清史的研究，“博”就是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方面；“约”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明末清初，详细和全面地占有史料，寻求事物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演变的真相与规律。先生说过：“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注：谢国桢：《我的治学经验》，见《书林》1980年第5期。 ）这番话亦是先生对自己治学实践的总结。
先生一生爱读书，也爱聚书，他的女儿谢纪青曾回忆道：“父亲一生衣着俭朴，非常随便，常自称为‘寒士布衣’。我作为他的独生女，从幼年到我十八岁离开家参加革命，父亲只为我做过三件比较讲究的新衣，还是在母亲再三催促下才做的。但是，买起书来，他又是无比慷慨，几十元、上百元也在所不惜，甚至为了买一本好书可以变卖衣物，包括母亲的首饰，实在如他自己所说，‘爱书成癖’。喜爱访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尚能走动的时候。”（注：谢纪青：《怀念我的父亲》，见《文汇月刊》1983年第4期。）
先生尤其嗜好明清时代的野史笔记，和汉魏以来金石砖瓦碑刻。他取书斋名“瓜蒂庵”，并风趣地解释道：“善本书籍，佳椠名抄，我自然是买不起的，只能拾些人弃我取、零篇断缣的东西，好比买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过是捡些瓜蒂而已。……叫‘瓜蒂庵’，名副其实而已。”（注：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序》，见《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积数十年所得，先生所藏明清野史笔记、汉魏碑拓达数万册，其中不乏孤本、稿本，内容十分丰富。但他聚书不是为了聚财，而是为祖国文化事业服务。先生生前就决定将这些珍贵的文献捐献给国家，后来他的家属遵照先生的遗愿，把这些书悉数献给历史研究所，三万元奖金也捐给历史所作为明清史研究之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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