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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和南明诸政权，都可以按图索骥，获得所需要的资料知识。”（注：何龄修：《悼念谢国桢先生》，见《清史论丛》第5辑，1984年中华书局版，第1～9页。）故尔它一问世，就蜚声学林。朱希祖先生认为这部“自非气魄弘伟、毅力坚贞”者难以完成的专著，使人“一扩耳目，增益知识”；（注：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附录·初版本朱希祖先生序》，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100页。）柳亚子先生则称诩道：“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南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注：柳亚子：《怀旧集·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1947年耕耘出版社版，第172页。）
固然这部书难免有若干提要不够精确，个别书作者的生平，方志已有记载，而书中仍付阙如等疏漏，但是“如果没有谢老这部大书，治明末清初史者，面对茫茫书海，很可能将不知从何处下手，查找稗官野史中的史料，即使化了很大功夫，恐怕难免要挂一漏万，大走弯路的”。（注：何龄修：《悼念谢国桢先生》，见《清史论丛》第5辑，1984 年中华书局版，第1～9页。）以后此书增补修订，定名为《增订晚明史籍考》，内容更为丰富准确，诚如王春瑜先生所说：“今天，研究明末及清初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这本书为入门的向导，然后才逐渐步入堂奥的；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时翻捡此书，从而断定所用史料的价值，或者在此基础上，再去进一步开掘史料，扩大研究的范围”。（注：王春瑜：《秋夜话谢老》，见《学林漫录》第10辑，1985年中华书局版，第7页。）
《晚明史籍考》已经成为“研究明清史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注：商传：《谢国桢》，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5年）》“现代已故史学家”专栏，198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7～268页。）它的出版，是先生对明清史、目录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同样，书中所表现出先生朴实的学风，亦为他在研究明清史、目录学领域内的地位奠下了牢固的基础。
四
翌年，先生由胡适介绍赴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授课之余，他整辑旧稿，撰成《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众所周知，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一直是个纷纭复杂的问题。人言言殊，褒贬不一，但大多因缺乏深入的研究，而议论流于简单化。先生利用编撰《晚明史籍考》时所积累的大量感性认识，深刻地指出“党”是“士大夫阶级活动的运动”，“社”是“一般读书人活动的运动”；进而分析了社集由万历初以文会友的萌芽时代，一直发展到南明以后成为抗清的政治革命，从而高度赞扬一般读书人社集活动的进步意义，指出“明亡虽然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这样不仅澄清了把党、社混为一谈的错误，而且对明清之际一些正直的读书人、老百姓反对封建黑暗势力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品质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书中钩玄发微，把明末清初社会腐败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即出现竞争和社集、存在着相对的言论自由，看成是“政治的进步”，这样就较全面地向读者展现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关系。
先生这部十五万言的专著，有一个较明显的特点，就是不仅“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还在于希图“唤起民族之精神”。（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自序》，1934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页。）故尔全书非但史料丰富，观点鲜明， 并且笔端充满着情感，文采飞扬。当叙述到儒雅之士变而为抗清豪杰时，字里行间洋溢着壮烈、激越之情；在分析社集名流惨遭镇压、失败亡命时，作者则为这些狷介之士的坎坷命运低徊三叹，不胜惆怅。因此有人以为此书文笔深受梁任公影响，富有感染力，无怪乎它一问世就引起鲁迅先生的注意，盛赞此书“钩索文籍，用力甚勤”，（注：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题未定草（六至九）》，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434页。）并发出一番议论，来表达他对明清之际为正义而献身的“书呆子”、老百姓的无限同情。如果说《晚明史籍考》是先生研究明清史料学的代表作，那么《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则是先生研究明清政治史的代表作，这两部书都对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外，先生还对明清之际的学术文化史进行探索。他从研究文化名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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