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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文革”中，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受尽凌辱，一度被发配河南息县明港干校“改造”，老伴亦含冤病故。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动摇先生献身史学研究的决心，尽管当时先生所喜爱的明清史料大多被查封，但他别辟蹊径，利用《史记》、前后《汉书》、《文物》、《考古》等未被查封的书籍，继续从事学习与研究。受鲁迅先生关于利用汉画拓片来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的编撰计划之启发，先生遂努力搜采汉代史料、考古新发现，结合自己过去对汉碑、汉画研究的心得，辛勤笔耕。
汉代与明清时期有迥然不同的特征，先生对汉代的研究自然不如研究明清史得心应手，但他并不畏难，更不肯虚掷光阴。先生认为只要“掌握大量的资料，熟悉当时的社会情况，披坚执锐，得知其中的肯綮，取得内在的联系”，总是能够“持之有物，言之成理，不致于徒说空话”。（注：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前言》，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2页。）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中，他对自己从事的汉代社会生活研究充满了自信，坚韧不拔，从1972年开始， 经过两个冬春， 于1974年完成了十余万言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这部专著尽可能利用考古新成果、新史料，从城市、交通、居民成份、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科技、社会习俗、衣食住行、文化艺术、统治人民的方式、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人民的反抗斗争等多方面、广泛地概述了两汉社会生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写法和内容上具体而微，图文并茂。“文革”后先生又对此书修改增补，有考有述，更为翔实，出版后评论家称此书是从“新角度”研究秦汉史的专著，“由于具体而微，图文并茂，因此全书具体、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两汉社会，令人读了既有知识和历史感受，又有艺术感受”，该书“对两汉史和古代民俗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它为秦汉史领域如何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注：罗俊义：《具体而微，图文并茂》，见1986年7月7日《文汇报》，第3版。）
在“四人帮”肆虐时期，一些“四人帮”的亲信企图利用先生的声望为他们的影射史学服务，遭到先生的拒绝，他决不做这种违心俯就的事。对于群众对他的保护，先生十分感动。种种共同的患难，使他与所内的同志关系更为融洽。他相信党，相信群众，不气馁，不悲观，忘情生死，对胜利充满了乐观，最后终于盼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大庆日子，盼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心情舒畅的大好形势。
九
“文革”后先生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但他雄心犹在，不辞劳苦，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孟德这句千古名言成为先生晚年的座右铭。他不顾年迈体弱，一面亲自带研究生们奔走大江南北考察，为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洒下辛勤的汗水；一面抓紧时间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夕阳无限好，短短的几年内，先生发表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略论明代农民起义》、《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及其迟缓发展的原因》、《清初利用汉族地主集团所施行的统治政策》、《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顾炎武与惊隐诗社》等数十篇论文与读史笔记。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及其迟缓发展的原因》一文中，先生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就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其特点是自发性，其弱点是所积累的财富不能用于再生产。因为在“抑商”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下，商人往往隐富不露，把金银窑藏起来以传代；或者炫耀挥霍，将财富用于建筑私家园林、购买文物图籍、畜养声伎等，附庸风雅，借以结交文人出身的官僚阶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挤入仕宦行列。所以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迟缓、曲折的，然而有些积累的财富，却对明代的文化发展有一定的促进。先生这些新观点，引起史学界的注目与首肯。
先生博览群书，熟谙版本，流传多寡，如数家珍。他还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到各地鉴定古籍，每见善本佳椠，辄随作笔记，叙述版本情况、史料价值，包括作者生平、有关佚闻，以及先生对此书的感受等，文字短小精悍，优美隽永，后来辑成二十万言的《江浙访书记》、《锦城访书记》等付梓。
先生还应邀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师大等处讲授史料学和明清史。后来又应福建人民出版社之约，将自己多年访求史书的实践经验，以及对史料学的研究心得，整理成《史料学概论》，从供青年文史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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