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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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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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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一，1962)，以及对袁宏、范哗、欧阳修、吕祖谦、李焘、刘恕、崔述、章学诚等史家及其史著的讨论。其中不少论著内容厚实，有的还在研究视角上作了新的探索。如吕谦举在60年代中期发表的《宋代史学的义理观念》和《中国史学思想的概述》两文(分载于香港《人生》半月刊1964年总327期和1965年总342期)，对过去较少讨论的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线索作了梳理，认为“中国史学思想统摄了天道、人道、治道三大理型。天道在变易中见，人道在善恶中见，治道在兴亡中见。治道是人道的实践，人道是天道的主体，天道是人道的法则”[3](P1075)，它集中表现在中国史学特有的义理观上。这种义理，主要“包含了两个物事，一为事理的义理，一为道德的义理。事理的义理重在兴亡成败因果关系的叙述，道德的义理重在善恶休咎的大义褒贬。道德的义理影响事理的义理，事理的义理是道德义理的总结”[4](P402)。
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则仅有周应龙的《魏源学案略稿》(《复兴冈学报》第3期，1963)、吴蔚若《章太炎之民族主义史学》(《大陆杂志》13卷6期，1956)、汪荣祖的《梁启超新史学试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王德毅所编《王国维年谱》(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8)等少数论著，总体上尚处于一种起步状态。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富有启示的见解。如牟润孙所撰《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一文对我国现当代(1938—1964)史学发展作出的评论。他认为，抗战以后，史学界独重史料考据实证的风气开始有所转变，出现了要求关注时局，继承传统文化精神，以史学经世报国的趋势。而战后旅美的中国史家，如杨联升、何炳棣、房兆楹、萧公权、瞿同祖、刘子健等，注意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解释中国历史问题，成就显著，尤值得我们思索。今后中国史学的发展，要当以社会科学为治史基础，方能跻身世界史学之林[3](P1148—1149)。证之后来港台史学的发展，这一判断，应当说是颇具前瞻性的。
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时期。这种发展，既是学术力量本身积累的结果，也与其时当地整个史学的发展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从学术自身的因素审视，这种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史学史学科队伍的明显扩大。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历史教育机构除50年代已有的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和东海大学三校外，文化学院、辅仁、政大、中兴、成大、淡江和东吴等高校也纷纷设置历史学系，并有不少学校开设了史学史课程，由此直接为相关专业人才的训练培养和充实创造了条件。至70年代前期。除前述一些开风气的人物外，更有阮芝生(1972年博士)、张元(1974年博士)、李东华(1973年硕士、1980年博士)、黄俊杰(1973年硕士、1980年博士)、陈锦忠(1974年硕士、]980年博士)、黄进兴(1974年硕士)等一批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加入到该领域的研究，在整个港台地区形成了一支相当整齐的专业学术队伍。
二是研究工作日趋规模化。在基础资料建设方面，如杜维运、黄进兴、陈锦忠选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共三册，华世出版社，1976、1980)和阮芝生、王寿南、王德毅、王尔敏选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等，对清末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较为系统的汇集和总结，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参考依据。在专业学术活动方面，则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其中尤以台中中兴大学历史系举办的四次中西史学史研讨会最具影响。其中，第一届会议(1985年)到会的国内外专家达40多人，发表论文10篇(《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南久洋出版社，1986)；第二届会议(1986年)发表论文14篇(《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兴大学历史学系，1987)；第三届会议(1990年)发表论文21篇(《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第四届会议(1998年)专门讨论“人物与历史撰述”(会议论文集尚未出版)。随着会议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参加人员更具世界性，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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