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 |
 |
时间：2009-7-24 13:54:41 来源：不详
|
|
|
释隐藏于史实之后，让读者体会，而不明白揭出之。初视之，颇类断烂朝报，而实则其精义存焉。此真非西方史家所能深晓者也。”[6](P16)余英时则在《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创刊号，1979)中将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流派分成史料和史观两大学派，认为他们分别代表了近代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但史料学派的史学完全与时代脱节，史观学派的史学研究又与时代结合得过分密切，从发掘“史义”的角度来审视，二者均存在严重的缺憾，所以，他希望今后的中国史学研究应当着力“使我们从多方面去认清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的过程”，而“这种对过去的了解可以照明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而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龙门书店，1977)、张元《宋代理学家的史学观——以<资治通鉴纲目>为例》(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1975)、李焯然《焦竑之史学思想》(《书目季刊》15卷4期，1982)、黄秀政《顾炎武的经世思想》(《思与言》14卷4期，1977)、许冠三《王船山的历史学说》(香港活史学研究社，197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局，1976)、古伟瀛(从<廿二史札记>看赵翼的史学观)(载《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等论著，也都具有这种倾向。
其次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日趋升温。其中缘由，固非一端。但因批评史料考证派而引发的学术界对近现代史学路向的整体反思，对此无疑是一有力的推动。比较明显的，如70年代中期，便有中国文化学院的王吉林、马先醒、宋晞、程光裕等人撰文，对前六十年国人研究史前史到明清各代史成绩作了总结反思(载《史学汇刊》第4卷，1974)。而由程发韧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中的史学专册(正中书局，197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编纂的《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88—1989)，以及高明士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共五册，联经出版公司，1990)中也均有与此相关的论述。这些基础性的资料和文献目录清理工作，都为近现代史学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性的论著也不断问世。其中以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1988)最具系统。该书凡上下两册，分史学新义、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上、下)、史建学派、附录等八卷，按学派论述了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国史学的变迁，以及梁启超、张荫麟、王国维、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李大钊、朱谦之、雷海宗、常乃德、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殷海光等各家成就。全书征引广博，结构紧凑。其论述特重各家理论与方法的考察，并能结合具体的史学实践例证加以深入剖析。为慎重起见，该书出版前，还曾将各章稿件分寄海峡两岸有关专家审阅，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是以问世后，颇受学术界重视。汪荣祖在《五四运动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载《五四研究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1979)中提出“近代史学的昌明光大，大致根据三个基础：学院化、专业化和独立化”。他的这一见解对于观察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极具理论价值。其余如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香港波文书局，1976)、余英时的《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以及大量有关王国维、罗振玉、刘师培、胡适、傅斯年、张荫麟、雷海宗、柳诒徵、钱穆、陶希圣、方豪等史学的讨论，也各具特色。在当代史学的研究方面，较具代表性的则有逯耀东《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9)和《史学危机的呼声》(联经出版公司，1987)、吴安家《中共史学新探》(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总241期，1985)、黄俊杰《民国四十年至民国六十年之间国内史学思潮之激荡》(《史学评论》第6期，1983)和《三十年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50—1980)》[1]等。上述研究，差不多都能注意结合史学发展的现状，对其未来走势提出自己的判断或建设性意见。这一点，也正可见其用意之所在。
最后是外国史学史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兴起。这一时期，随着港台地区年轻一代史家要求改革现状的呼声日高，以及一批欧美留学人员的回归和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更多输入，外国史学史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也日趋兴起。其中，对欧美史学史的研究，主要论著有蔡石山《西洋史学史》(国立编译馆，1975)、王任光《西洋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史学》(《西洋史集刊》第1期，1989)、周梁楷《近代欧洲史家及史学思想》(唐山出版社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