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 |
 |
时间：2009-7-24 13:54:41 来源：不详
|
|
|
题也一届比一届更为广泛和深入，其研究范围也较以前大为开阔。特别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几乎各个断代和领域都有相当数量的论著问世。如通论古代或一朝史学趋势者有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学生书局，1990；该书主要内容已于1983—1989年间刊出)、陈锦忠《中国上古史学的萌芽期》(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4)、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89)、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学生书局，1987)、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东大图书公司，1984)、古伟瀛《从考据到科学方法》(《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等；讨论史官制度及官修史的有陈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1980)和《周代史官的职掌与其性格的演变》(载《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王明荪《辽金之史馆与史官》(《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1989)和《金修国史及金史源流》(《书目季刊》22卷1期，1988)等；专论史书体裁与编纂学的有蔡学海《纪事本末史研究》(《淡江学报》总19期，1982)和《编年史研究》(《书目季刊》18卷1期，1984)、王明荪《从学术史著作之渊源看学案体裁》(载《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等；有关各时期史家或史著的专题研究，数量更巨，其内容自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直到明清时期的王世贞、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赵翼等，均有涉略。这些，都为今后编写更为系统的中国史学史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港台地区史学风气的转变，也给史学史的研究以不少新的刺激与驱动。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史学的主流原本一直掌控在史料考证派手中。但自60年代起，这种局面逐渐难以维持。这是因为，该派原先取得的巨大成功主要得益于大陆丰富的现代考古学资源，当其主力移居台湾后，这一优势便不复存在，以致治学规模日见局促。而其治史专重史料考订和古史研究，偏于细琐事物辨析而疏于整体历史理解的做法，也弊端日显。加之西方最新史学理论与方法不断输入的影响，学术界遂起人心思变之局。1964年以后，《思与言》杂志(创刊于1963年2月15日)首先对史料考证派的理论提出了公开批评。随着讨论的深入，至70年代，“史料学派的观念和方法渐被扬弃，而解释史学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具体来说，这一史风的转变，一方面表现出“史学界脱出史料学的羁绊后对新理论及方法之追求，诸如如何借用社会学的理论与观念来研究历史，量化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应用，以及行为科学理论(如心理史学)的介绍等都是。其次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受重视，这是五十年代以来提倡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所产生的影响”[5](P77—78、80—81）。
在这种风气转变中，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是“史义”的发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治史当重“意义”之说，虽为钱穆等人一贯强调，然而在史料考证派占居主流的境况下并未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史学史研究在较长时期内偏重文献目录学及重述说而轻解释，也与此不无关系。至六七十年代，随着对史料考证派的批评呼声渐起，除了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三民书局，1969)和《中国史学名著》等论著中继续倡导此说外，台湾史学界的另一元老沈刚伯也在一篇题为《从百余年来史学风气的转变谈到台湾大学史学系的教学方针》(《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创刊号，1974)中作出了呼应，认为19世纪以后德国史学家因受“自然科学启示”而提出的“历史决定论”(他称之为“史演论”)，无论是出于“唯心”还是“唯物”，都是对因果律的滥用，如欲“建立一新而正当的史学以端人心而正风俗”，即应“讲求‘史义’以根绝一切史演之学，并培养‘史识’以补考据之不足”。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烘托下，史学史研究中的“史义”发掘意识得到了普遍加强。如杜维运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中便特别指出：“以原则而言，历史事实不可能脱离史家之解释而客观存在。中国叙事之史学作品中，史家之解释，寓于其中，为极自然之现象。史家选择某种史实，而又将比较相类之史实置于一起，史家之解释，自隐约于其中矣。惟中国史家，深觉‘史为记事之书’，每将其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