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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先秦史研究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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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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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释。涂白奎《〈 公典盘〉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5期）认为此盘为公嫁女的媵器，春秋国应为姜姓。任相宏《 中簠及国姓氏略考》（《文物》4期）认为春秋国为妫姓说。
邹芙都《楚器“镇墓兽”形制内涵探源》（《湖南大学学报》1期）对“镇墓兽”的形制内涵进行了研究。陈跃钧《楚章华台考》（《考古学研究（五）》）、李玉洁《论任人惟亲制度对楚国的负面影响》（《河南大学学报》5期）、周生春等《先秦吴、越国王墓址试探》（《浙江学刊》1期）可参看。关于秦楚文化的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4期发表了张正明、蔡靖泉、顾久幸、黄尚明等先生的文章，可资参看。
经济研究
颜玉怀《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经营思想及其对现代农业的启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经营思想不仅在当时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农业经营管理乃至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李修松《论淮河流域春秋时期之交通》（《安徽史学》1期）对春秋时期淮河流域水道运输的发展、陆路运输的发展和邮驿的通达状况、交通工具的进步及道路制度的实行等进行了研究。
史学研究
郑振江《春秋战国时期的“托古之风”》（《史学月刊》3期）认为，托古之风本身是一场研究古史的史学实践活动，为后世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林晓平《春秋战国时期史官职责与史学传统》（《史学理论研究》1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承担的职责与巫、祝、卜职责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根本性的区别。许多史学传统的开创，与此时期史官们所任职责及其履行职责所做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吴哲《论〈春秋〉由天书向人书的低落》（《山西大学学报》2期）可参看。
青铜器与铭文研究
王泽文《从献捷礼判定子犯编钟历日的年代》（《商文集》）对子犯编钟“惟王五月初吉丁未”应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向周襄王献俘日子说进行了补充论证。陈双新《子犯编钟铭文补议》（《考古与文物》1期）对子犯编钟的铭文进行了补释。[法]麦里筱《彝鼎套语程式与春秋铜器铭文释读举隅》（《商文集》）认为，河南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中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则永宝宝”，应释为“则永祜福”。王辉等《新见铜器铭文考跋二则》（《考古与文物》2期）、徐宝贵《金文考释两篇》、刘桓《金文偶札（四则）》（均载《考古与文物》5期）可参看。
礼乐制度
王宇信《春秋时期的玉、用玉及玉观念》（《商文集》）对春秋时期所见的玉和玉器、春秋时人的用玉和春秋时人们的玉观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程永建《东周王畿铜器墓用鼎状况考察》（《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东周王畿内的墓葬没有一座严格意义上的列鼎墓。时中《春秋时期对西周传统礼乐的重视与运用》（《社会科学战线》4期）、杨华《襚、赗、遣—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制研究》（《学术月刊》9期）可参看。
思想研究
冯浩菲《关于孔子忠恕思想的界说问题》（《孔子研究》4期）认为，孔子的忠恕思想中“忠恕”一词应表述为“忠而恕”，而不是忠、恕并列。裴传永《“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辨》（《孔子研究》6期）、程梅花《试论孟子与孔子德政之异同》（《孔子研究》6期）可参看。
刘泽华《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下）》（《南开学报》4、5期）认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黄德昌《儒家与夷夏之辨》（《四川大学学报》4期）认为儒家夷夏之别的基本内容和实质，不是以分布地域和种族划分的，而是以周礼和文化高下来划分的。陈筱芳《从〈左传〉看春秋时期的神正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期）、李云泉《夏夷之辨观念的嬗变及其时代特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可参看。
八、战国史研究
政治、社会研究
魏道明《商鞅强制分户说献疑》（《青海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商鞅变法中并未推行过强制分户的措施。牛建强《战国时期魏都迁梁年代考辨》（《史学月刊》11期）认为，在魏都迁梁诸说中，《史记•魏世家》魏襄王三十一年说相对有据。齐发《战国时期的家庭结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期）、刘秀容《试论战国时期“士”的觉醒》（《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期）可参看。
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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