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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先秦史研究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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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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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波《论令彝铭文的年代与人物纠葛——兼略申唐兰先生西周金文“康宫说”》（《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令彝的年代在昭王时期是可以成立的，并肯定了“康宫说”的正确性。王冠英《再说金文套语“嚴在上，異在下”》（《中国历史文物》2期）认为，此习语是作器者祈求或颂扬先人的在天之灵在天地面前多给自己说好话，并施法给自己降下福祐之意。
刘宗汉《〈叔夨方鼎〉“王乎殷厥士 叔夨”解》（《历史研究》3期）认为，“厥士”是低级臣工，叔夨并非厥士之一，而应如李伯谦所说，为唐叔虞。杜迺松《金文“句 ”、“左守”讨论》（《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对金文中“句”、“左守”进行了讨论。
冯时《遂公盨铭文考释》（《考古》5期）、潘玉坤《金文“严在上，异在下”与“敬乃夙夕”试解》（《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连劭名《遂公盨〉铭文考述》（《中国历史文物》4期）、黄锡全《士山盘铭文别议》（《中国历史文物》2期）、刘桓《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铭文补释》（《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可参看。
经济研究
彭裕商《西周金文中的“贾”》（《考古》2期）认为，西周早期应已有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贾人。辛怡华《“ ”——周王朝的良马繁殖基地——眉县东李村蠡尊（驹尊）组器再研究》（《文博》2）认为，蠡尊铭文反映了西周的“执驹”之礼，蠡执掌王朝军队良马的培育，“ ”是周王朝的良马繁殖基地。丁岩《岐丰“周道”及相关问题》（《文博》4期）认为马车与“周道”相配合，解决了岐丰之间的交通问题，保证了故岐邑与丰镐之间的密切联系。
历法与年代学
夏含夷《上博新获大祝追鼎对西周断代研究的意义》（《文物》5期）认为，铭文“ 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子（巳）”此与西周历王年历不合，也与公认的宣王元年即公元前827年的宣王年历不合，这应该是宣王还曾使用过一个以公元前825年为元年的年历造成的。李仲操《再论周厉王在位之年》（《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周厉王元年当为公元前878年，其在位的三十七年当为公元前842年，而非周召共和元年的前841年。王占奎《西周列王纪年拟测》（《考古与文物》3期）、刘军社《穆王在位年数》（《考古与文物》3期）、蒋祖棣《〈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难辩》（《考古与文物》2期）可参看。
西周甲骨研究
曹玮《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考古与文物》4期）认为，齐家村H90新发现的甲骨是西周贵族之物，卜骨上卜筮相间的文字记录为研究先秦时期的卜筮活动增添了新资料。张永山《周原卜辞中殷王庙号与“民不祀非族”辨析》（《商文集》）认为，周原甲骨中有殷王庙号的甲骨属于伐商前后的周人甲骨，最高统治者并不受“民不祀非族”约束，周原庙号甲骨中的王，确指商王无疑。
七、春秋史研究
政治与制度
杨文胜《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了吗？》（《史学月刊》9期）认为，礼在春秋时期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春秋“礼崩乐坏”的观点应该得到修正。张卫中《春秋时期的祭祀与政治传播》（《浙江大学学报》5）认为，春秋时期祭祀一方面为政治所需要，另一方面又与政治矛盾，其政治传播功能逐渐丧失，由政治的中心走向政治的边缘。胡克森《春秋争霸与中原“礼”文化传播之特征》（《贵州社会科学》1期）认为，春秋争霸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原“礼”文化向四夷传播的过程。周书灿《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江海学刊》3期）对春秋时期秦、齐、晋、楚等国的“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进行了论述。
徐杰令《春秋赴告制度考述》（《文史哲》2期）对春秋时期的赴告制度进行了研究，该作者的《春秋聘问考》（《北方论丛》1期）、陈彦辉《试论春秋行人的知识结构》（《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期）可参看。
列国研究
陈德正《试论管仲与梭伦法治观的差异》（《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对管仲与梭伦的法制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宋玲平《再议辉县琉璃阁春秋大墓的国别》（《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认为，琉璃阁春秋大墓的墓主应为春秋中晚期晋国的范氏族卿。李久昌《虢国墓地墓葬制度述论》（《考古与文物》6期）对虢国墓地制度进行了探讨。梁宁森《关于虢国历史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1期）、郧县文化馆《湖北郧县肖家河出土春秋唐国铜器》（《江汉考古》1期）、许齐平《许子妆簠考释》《中原文物》4期可参看。
李光宇、张云《山东枣庄春秋时期小邾国墓地的发掘》（《中国历史文物》5期）介绍了山东枣庄春秋时期小邾国墓地的发掘和出土文物概况，并对部分青铜铭文进行了研究。黄旭初等《湖北郧县新出唐国铜器铭文考释》（《江汉考古》1期）对这些铜器铭文进行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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