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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98年度社会史研究述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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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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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史》、《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和《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从前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更多地重视两头，对中间这一千年的研究颇为不足。这三部书分别从衣食住行用、婚丧嫁娶、节假日、娱乐、教育卫生、信仰崇拜等几个大的方面对这三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勾勒和研究。对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生活进行如此系统、全面的勾勒和研究可以说是第一次，这彻底改变了从前的研究状况，这也正是上述“系统性”的突出表现。其次，在材料的收集、使用上，也大大突破了以往，除正史外，旁及诗文集、笔记小说、墓志、类书，特别是对考古材料的利用更具特色，这使叙述更为直观、真实和准确。过去的研究大多仅限于罗列现象，但社会生活的活动主体是“人”，不同的人的生活自然也不尽相同，泛泛而言，只能说某时代有什么样的生活而已，仍是静态而非动态的。这三部书对“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注意到了同时代的地域性，这就使研究和描述更为具体和深入，如指出了魏晋南北朝食、住的阶层之别，隋唐五代衣食住用的“社会性”，辽宋西夏金食、行的阶级性；再如在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同时，还尽可能进行了分析，如魏晋南北朝影响婚丧的因素，崇拜信仰、节日的社会文化心态等；不同时代的特性也有所表现，如唐人重礼，而书中单列了“礼仪”一节，宋代的家族组织大不同于此前，故书中特别讲到了“民间的家族组织”等。这些方面都说明了这三部著作在研究上的深入。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尽满意之处，如体例似欠完善——婚丧嫁娶中已有风俗，而此外又单列风俗，致使二者从内涵上似有重复，虽然从叙述上可以不重复。这反映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界定之异和在具体编写中的操作不易；似乎以时间或以人为线索来叙述或可发现社会生活各方面之间的有机的联系。魏晋南北朝单列“少数民族”一章，但在“冠冕帽帻巾”中也谈到了鲜卑的辫发传统，致使在叙述上重复。最突出的是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中都单列了“妇女”的章节。全书是以社会生活为主线，某些方面的叙述自然需分男女如服饰，但单列章节后并不仅限于其生活，还详述了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作用等情况，与全书体例似有不合。再如引用史料多不标明版本，特别是一些尚未点校的古籍，其版本不同，其卷次、多少、存佚等情况也多有歧异；有的引用诗文而不标明出自何书，这都使检核颇为不易，规范与否尚属其次。倘若书后能附一参考书目似可避免此类问题。又如对学界已有成果吸收不足，有些方面的叙述反不如已有成果详尽、确实。又如三部书均以断代为限，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东西又有较大的沉淀性，断代为史，不易溯源索变，以致不能在明其流变的基础上探其因果；一些方面的叙述仍嫌过于简略，似属点到为止。较为重要的是，书中对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勾勒虽则很具体统，但一些方面仍未能置于整个社会当中，以探求其间的关系，并进而提出问题，加深理解和认识。总之，这一项目的完成，使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实现了由零碎、分散到系统纂述的跃进，但怎样由收集考订史料、罗列或描述现象进一步加深研究的深度仍然是本领域研究中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还值行一提的是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勾勒，改变了过去我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丰富了我们对僧尼这一社会群体的认识。我们可以本书所讨论的敦煌僧尼生活的普遍性以及其他某些论断提出质疑和商榷，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和开辟的研究领域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真正的填补空白之作，是社会生活史研究中难得的一部力作。此外，书中对其所依据敦煌文书的录文、考释也颇具功力。
社会生活的一些专题研究也为人所重视，如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综合、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丧葬制度（陵寝）、习俗（火葬、土葬）、丧葬观、丧葬风气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民国的有关丧葬的历史进行了勾勒；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山西人民，1998）等。文章，如沈冬梅的《论唐宋上品茶的观念》（《中国文化研究》，1988年春之卷），从采茶时间、加工工艺勾勒出了时人的上品茶观念。杨琳《古代“社主”的类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1期）罗列了社主有木、树、石、土、尸（祀时为神所附体的人）等。杜家骥《从入关前档案看满族抱见礼俗》（《历史档案》，1998年2期）利用《盛京满文逃人档》、《满文老档》、《清初内史院满文档》等史料描述了满族在入前男女都曾使用过“抱膝接面”式的礼节以及行此礼的身份性。《丧葬用鸡探析》（《敦煌研究》，1998年1期）、高启安等《敦煌古代僧人官斋饮食检阅——敦煌文献P．3231卷内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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