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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

时间:2009-7-24 13:54:49  来源:不详
玄宗好斗鸡,与其十二辰信仰及社会传统的阴阳学说有关,玄宗以十分宠倖安禄山为掩护,却寄希望于隐秘地用“金鸡障”的荒谬方法来“压弭”安禄山。由于其对“压弭”法的迷信,未采取有效遏制安禄山势力的方法,促进了安史之乱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贾艳红分析了德顺时期围绕立储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认为顺宗即位前,主要是官僚集团与宦官的较量,顺宗上台后,演变为顺宗支持的革新派与宦官及守旧官僚的斗争(《论唐代德顺时期的立储之争》,《山东师大学报》2000—2)。卢向前研究了甘露事变后,“惜训恶注”的时人心态,他从其人作为、出身、入仕途径三方面,分析了这一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惜训恶注”与时人心态》,《唐研究》6)。李斌城根据法门寺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及《监送真身供养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结合唐代史籍与墓志资料,考察了参与懿、僖二宗迎送佛骨的僧侣集团,从而揭示了二宗迎送佛骨的真相及这一重要佛事的深层内涵(《唐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僧俗考》,《论集》)。何灿浩分析了黄巢起义后唐末藩镇的状况(《唐末方镇的类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樊文礼《李克用的尽忠唐室及其背景分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1)对李克用与唐廷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其间关系可用“虽茂勤王之绩,而非无震主之威”一句概括,其中“勤王之绩”是主要方面,这虽与沙陀风俗、李克用个人品格及汉族官员的影响分不开,但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即李克用要借助唐廷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2000年是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陈氏关于隋唐史种族文化说、集团说等都得到进一步的论考。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以唐末五代李克用为首的代北三部落及融合突厥、回鶻、吐谷浑、奚、契苾、鞑靼等五部之众和部分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军人集团为研究对象,从沙陀的族源、内迁,代北集团的形成,其在唐末的政治影响,在沙陀三王朝中的核心和骨干地位,代北集团的消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代北集团”为作者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作者研究唐末五代史的新视角,值得重视。马驰利用石刻墓志研究了契苾部在隋唐五代迁徙分裂的历程,并考察了契苾何力家族的文化特征、籍贯变迁、婚姻状况、七代蕃将世家等(《铁勒契苾部与契苾何力家族》,《论集》)。杜文玉主要利用墓志资料,对史界少有注意的唐代宦官婚姻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唐代宦官婚姻具有稳定性、合法性、普遍性的特点,并分析了宦官之间尤其是高级宦官联姻对唐后期政治的影响(《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6)。他还细致研究了唐后期绵亘数世的大宦官杨志廉、刘光琦家族(《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论集》;《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3)。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1)通过刘晏三次任使理财的过程,揭示了以往不曾注意的刘晏成功的身后背景和唐代财政运作本身更隐蔽、更复杂的层次,她指出,肃宗、代宗二朝,刘晏相继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和刘潭建立特殊关系,其理财生涯和政治沉浮与内廷权力的交替密不可分。财政使职结交宦寺及成为皇帝私人,主要是因为羡余直入内库及内廷对国家财赋的分割和监控,成为两者的基础。王力平《地域分野难以界说党派之争:〈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商榷》(《历史研究》2000—4)对李浩在《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历史研究》1999—4)一文中所提出的牛李党争乃士族圈内山东与关陇两大郡姓之争的观点进行商榷,指出在唐后期关陇集团不复存在的背景下,用郡姓出身的标准了划分两党,很是牵强,认为牛李党争应从当时特定的社会矛盾来考察。
  将政治与学术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永贞革新,成为值得注意的现象。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对这一事件给中晚唐文学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认识,指出永贞革新是南方寒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以革新姿态向盘踞中枢的北方门阀士族进行的挑战,“标志着唐代文武联合政治向文官政治过渡的一次突进”。而寇养厚探讨了中唐新《春秋》学及其代表人物陆质的思想观点对柳宗元及永贞革新集团诸成员的影响(《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东岳论丛》2000—1)。
  宁波天一阁宋《天圣令》的发现,为学界引人注目的大事,戴建国以《天圣令》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成为中日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成果。.他的《唐〈开元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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