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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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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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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历经玄、肃、代宗三朝发展,至德、宪宗时,因集中皇权和动荡的局势的需要以及朝中权势斗争的影响,翰林学士的职权得到显著发展,导致其政治影响在唐后期日渐提高（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科举制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彭万隆《唐代科举与文学的个案研究——贞元八年“龙虎榜”》（《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6）从地域、仕第、交游、德才与文学五个方面对贞元八年榜作了综合考察，展示了这一榜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刘海峰《.唐代俊士科辨析》（《中国史研究》2000—2）认为，唐代俊士科并不是以四门学俊士生为取士对象的贡举常科,而是面向庶民的四门学部分学生的入学选拔考试科目。俊士即俊士生,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其存在时间不是止于天宝十二年而是一直实行到唐末。俊士科或俊士制具有某些类似科举的性质,它的设立和衰微反映出参政权向平民开放和教育机会下移的历史发展趋势。何敦铧,林剑华《略论唐五代福建人士登科及其特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4）统计福建人士有123人在唐五代科举中陆续登上科第，并考证了福建人士最先登上科第的第一位进士。有关科举制的文章尚有党银平《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文史杂志》2000——6）等。
二、经济与财政
土地制度仍有新见提出。卢向前《唐代西州田制的普遍意义》（《论集》）从授受田额、式的规定性、授田对象、田土分类、土地还受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了西州田制可视为狭乡田制代表的结论，将西州田制与全国土地制度联系起来。乌廷玉回顾了“庄园”说产生的历程，认为把“庄园”作为学术问题加以研究从日本学者开始，中国史学界唐朝庄园说深受日本学者（尤其是森谷克己）的影响。作者经过分析有关唐朝庄园的史料后指出，唐朝只有地主田庄，没有包括多种产业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也没有“庄园经济”（《唐朝“庄园”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史学集刊》2000—3）。这一结论与刘红运对敦煌文书“庄”、“田庄”分析后所得的结论相同（《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2000—2）。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分三编十章考察了唐前期土地制度及在中唐的演变。该书指出，唐前期土地制度是一个三极结构的土地所有制体系，中唐以来的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它使封闭性的土地所有制演变为开放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此后的中国土地制度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 《法门寺织物的保存状况和已揭展部分的初步研究》（《论集》）研究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织物的保存状况及工艺技术价值，值得重视。郑学檬《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制造技术门外谈》（同上）及唐刚卯《跋敦煌文书〈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资料》17）、《“库露真”与“襄样”》（同上）研究了唐代金银器工艺技术、家具、漆器等，均呈现出唐史研究扩展视野的新趋势。
陈明光对唐代商业活动进行了细致分析，《略论唐代官私借贷的不同特点》（《中华文史论丛》62）探讨了纯经济性质的私人借贷与县财政属性的官府借贷在债务人身份构成、借贷形态、借贷原因、政府管理乃至社会经济影响等方面的差异，并进而指出，唐代官府借贷社会影响有一点不同于私人借贷之处，即助长商人势力的发展，中晚唐 富商大贾势力明显发展，得利于“置本兴利”财政措施下对“捉利钱户”的种种优惠。他与毛蕾合写的《唐宋以来的牙人与田宅典当买卖》（《中国史研究》2000—4）通过阐述唐宋时期牙人从事田宅买卖中介的行业习俗以及由此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指出牙人参与田宅典当买卖，加剧了自耕农的佃农化。谷更有分析了船商的复杂生活，他认为，唐代船商以客贩为主要经营方式 ,他们贩运四方行踪不定 ,逐渐使他们淡化了“恋家”观念 ,导致了多数船商家庭的不稳定。同时,虽然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 ,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 ,以致做下了种种不合时宜的举动（《试论唐代船商的社会生活》，《思想战线》2000—6）。
吴丽娱关于唐代盐法及物价的系列论文值得重视。她的《浅谈大历高物价与虚实估起源》（《论集》）、《试论唐代后期盐钱的定额管理》（《中华文史论丛》62）、《试论唐后期物价中的省估》（《中国经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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