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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2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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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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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或理由）就是证明。
《意义》的第五个问题是：经作者查阅有关资料，发现“在本世纪50年代前，在中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中，大多数都没有与四宫二十八宿类似的较复杂的天文学知识”。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大体一致：少数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如果从来未曾处于我们所说的“主流和核心”位置或者接受其影响，那么它自身产生二十八宿的可能性并不大。二十八宿的产生不仅与专业的天文观测有关，而且与农业民族、农业生产上的需要直接相关。象那些边缘地区的游牧民族、渔业民族，可能就不需要建立二十八宿这种天文学体系，也不需要比较准确的历法，仅根据物候、经验或个别的星象观测就可以满足需要了。但是如果与我们所说的这种人类发展历程的“主流和核心”位置有关的少数民族，则不论人口多少，它都可能存在二十八宿。比如彝族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一般认为其远源是西羌，同时它与夏、商又有一定关系，所以彝族不仅保存了中原文化中已经失传的十月太阳历，而且它也有二十八宿体系（姊妹彝学研究小组《彝族风俗志》97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人口很少的纳西族，它也有二十八宿体系，而且对有些主要授时星象各部位的命名及观测非常细致。据研究，纳西族人口的来源正与夏、商时期从事天文历法工作的族群有关（和土华著《纳西古籍中的星球、历法、黑白大战》，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意义》的第六个问题是：“据发掘报告和图片，蚌壳龙在墓主的左边（西），虎在墓主的右边（东），与四宫、四象观念相悖，难于自圆其说”。关于方位问题，冯时先生在1990年发表 的文章《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不必赘言。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意义》为了立论的需要，在民族学和人类学资料与西水坡遗迹不相吻合时便强行作解，如说“从民族学和人类学资料来看，原始时代的祭祀活动主要是祭礼神灵，而未见祭祀死者的。那么，西水坡墓葬中显示的大型的祭祀活动究竟是祭祀死者，还是祭祀神？从表面现象看，似乎是祭祀死者，但实际是祭祀神”。《意义》所举国内外原始民族以人牲祭神灵除1例以外所祭神灵均是抽象的自然神或动物神如土地神、大地女神、庄稼丰收、春天播种、蛇神、河伯等，但却以此来解释西水坡M45三具少年人骨与墓主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滥用民族学、人类学资料。《意义》最后结论说西水坡M45墓主“是龙神之子，死后龙父把他接回到龙神居住的地方——银河中”，M45中三位年龄较轻的死者“是祭祀神灵的人牲，旨在祈求墓主神灵和龙虎神灵回归人间和转世”，这与西水坡三组蚌塑龙虎图的立意即“扬虎贬龙”也是相违的，不再赘述（参见第26项证据或理由）。
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西水坡45号墓及三组蚌塑图的产生和存在，既是一个醒目的文化现象，更是一个例外。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从整体上看，渭水流域、黄河中下游的考古学文化在整个仰韶时代都不存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那种浓重的鬼神和宗教气氛；在龙山时代，中原也没有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良渚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石家河文化那种浓重的宗教气氛。陶寺遗存宗教气息浓郁，但考古研究表明，它与晚期大汶口文化的西进有关（王守春《尧的政治中心的迁移及其意义》；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西水坡45号墓及三组蚌塑图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和耀眼。其二，西水坡遗址与其同时代的半坡和姜寨遗址面积都在5万平方米左右，而且外围都有一条大壕沟，但是半坡遗址约有一半的墓葬都有随葬品，少者1件，多者17件，最多者M152达79件，一般4—5件，姜寨一期墓葬多数都有随葬品，而西水坡遗址“绝大多数墓中没有随葬品，没有葬具，墓坑也比较窄”（丁清贤、张相梅《河南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主人考》）。西水坡遗址与半坡、姜寨相比，贫富相差悬殊，但是西水坡的居民却搞了M45那么隆重和排场的葬仪，半坡、姜寨一期乃至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都没有（史家墓地除外），这使西水坡M45又显得突出和特别。其三，李友谋先生在论述豫北冀南地区仰韶文化时说：“豫北、冀南地区的仰韶遗址，文化层一般较厚，有的有不同层次之分，但文化内涵都不丰富，房基和墓葬都发现少，灰坑亦不多，远不及关中和河洛地区的仰韶遗址丰富（李友谋《试论豫北冀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98年2期）。文化层厚，说明居住时间长；文化内涵不丰富，物质遗存发现少，说明比较贫穷；房基、墓葬、灰坑少，说明居民人数少）。豫北冀南仰韶时代最主要的考古学文化是后岗类型，说明不仅西水坡遗址的居民穷，它所属的后岗类型的居民也穷。在这种 << 上一页 [21] [22] [23] [2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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