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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2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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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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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只字不提”是不符合实际的：甲骨文中有大量的龙、虎、凤字，头上均加一个“辛”字符号或角形符号，学者释为刑具或有镇服、杀伐之意，对龙、虎可，对凤则不通。凤是一种祥瑞之鸟，对瑞鸟镇服、杀伐讲不通。作为族徽、图腾，头上加“辛”也讲不通，因为大多如此（蔡易安编《龙凤图典》搜集甲、金文相关龙、凤二字数十个，河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所以龙、虎、凤字头上加“辛”应表示“控制”之意（角形符号则与立杆测影有关），即龙、虎、凤字与天象、天文有关，古人以此表达对天文历法进行掌控的愿望。甲骨文中的鸟、隹等字头上则无“辛”字，而突出描写其翅羽和飞翔的形象，与“凤”字形成强烈对比（图见何新著《危机与反思》702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3月第1版），说明作为自然物的鸟与寓意天象的凤是有区别的，可佐证笔者这种认识。殷、周铜器龟纹背上多作四个圆点或圆圈纹连线呈方形，后肢铸成火纹“ ”形状，应是寓意斗魁四星与心宿三星相拴系之关系，此种 龟纹寓意天象无疑。史前时代古人已在龟背甲上钻凿四孔呈方形表示斗魁四星，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已有述及，此不赘述。《易经》乾卦六爻描述东宫苍龙星象，自闻一多作此解释以来似已成为常识，而且这种解释似乎还源于孔子（闻一多《璞堂杂识·龙》，《闻一多全集》第二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其实，就是“商代甲骨文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周易》中只字不提”也不奇怪。甲骨文内容因占卜而产生，《周易》乃卜筮之书，虽然涉及面宽，但又不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天文学史》一类著作，有什么理由要求它们必然记载四宫星象？
《意义》的第三个问题是：辽宁查海出土了七、八千年前的石块龙，湖北黄梅出土了五、六千年前的卵石龙，“这两条龙形态均与蚌壳龙相似，年代也相近，如果蚌壳龙是东宫苍龙，那么辽宁石块龙和湖北卵石龙又是什么呢？与辽宁石块龙同时出土的未见虎，也未见有其他动物形象的报道，与湖北卵石龙同时出土的有龟、蛇、蝴蝶等，与蛇共处同一层位的还有羊（鹿）、蝴蝶等图案。遗憾的是没有虎、鸟、龟四象中的其他三种动物。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两条龙是东宫苍龙”。这个问题离题太远了。照《意义》这种思路和推论，现在全国各地每年都在玩龙，到处都可见龙、虎、鸟、龟图案，谁能证明它们都是东宫苍龙和四宫星象？既无法证明，则春秋战国、秦汉以来的四宫星象图岂不是都该否定，则中国迄今也没有四宫星象的产生和存在。离开具体的文化背景和遗存结构、图象结构去谈龙、虎，应该比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去论字、词的意义更为离谱。
《意义》的第四个问题是：现今世界上的许多原始民族、土著居民，他们均未形成明确的天文意识，只有原始的图腾意识、各种精灵观念和巫术意识。不少原始民族连表示数字的词都很平乏，他们完全不知道十进位，甚至也不知道五进位的计算方法。一个知识渊博的阿兰达人可以数到“五”的数目。爱斯基摩人也一样，数字的名称，仅有从一到五，但都可以变化着数到二十。他们将年划分为月，但却很少注意时间的流逝。由此推测，“四宫二十八宿这样复杂的数字在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中恐怕不可能存在”。滥用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资料去比对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现象或指导史前文化研究，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其恶果是，我们始终不能认识从蒙昧到文明之间的一段人类历程，特别是其中的精神文化、科学文化部分。世界上现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各是一回事，前者已经甚至一直处于人类发展历程的边缘地带，而后者我们所论的文化对象常常是人类进化、发展历程的主流和核心部分。有些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在历史上曾经处于我们所说的“主流和核心”位置，它们可能会保存一些曾经拥有的比较先进的文化，比如我国彝族中的十月太阳历、玛雅人的天文历法，但是没有这种经历的原始民族和土著，我们怎么去要求它拥有同样的科学文化？一个时代、社会的主流、核心部分与边缘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现在：中国的人造卫星上了天、宇宙飞船可以进入太空遨游，但在贵州、甘肃、青海，还有多少人不能解决温饱，跟原始人类的生活有多少区别？这种族群如果不与我们所说的社会的“主流和核心”部分交流，它再发展几千年也造不了卫星和宇宙飞船，甚至电视也造不出来，电也没有发明，甚至它也没有基本的天象知识，它的整个科学文化都会在一个极底的水平上停滞着。就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而言，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只有参考价值而不能类推或居于“指导”地位。史家墓地43座墓坑用730具人骨（为阴阳两年的天数）结构的龙虎星象及相关内涵表达远比“四宫二十八宿”这种数关系复杂（参见第26项证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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