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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玉诏”铜牌真伪之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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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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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诏。这些经过国家文物局鉴定是真的文物，否认是徒劳的。”《新华文摘》也全文转载了，只是删除了一些纯属人身攻击的文字。最近刘重日先生主编的《李自成终归何处》一书，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签发的文物鉴定书影印公布。这样一来，使知识界原来并不相信李自成兵败后遁迹空门的人士，也不愿或不敢轻易怀疑“奉天玉诏”铜牌系当代人的伪造，因为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签发的文物鉴定书，鉴定书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大印。这样的权威鉴定，当然“否认是徒劳的”。不过我仍然坚持认为它是当代一位技艺低下的作伪者制造的一件拙劣的赝品。刘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都说，王戎笙不是文物鉴定专家，他怎么配谈文物鉴定！这话说对了一半，说我不是文物鉴定专家是对的；另一半却不对，他们忘记了一句名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著名的收藏家看走眼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其中不乏高手制作的著名赝品而使名家误以为真的例子。文物鉴定专家在他专攻的业务范围内，他是专家；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外，他就不是专家。世界上没有什么都懂的专家，如果什么都懂，他就不是专家。一位擅长鉴定先秦青铜器的专家，要他鉴定清初的砖刻而又涉及他从未问津的另一专业领域，自然不可能作出正确的鉴定。内行如不谨言慎行，常犯这类外行常犯的错误。在他所熟悉的专业领域，他是内行；在他从未涉猎过的专业领域，他就是外行。任何资格和头衔都帮不了忙。为什么著名的古器物鉴定专家，竟然在写有明末清初“西安王”马铃、“成王”马铃的鉴定书上签上自己的大名。这也就是内行说了外行话，因为他们不了解明末清初根本就没有人称过“西安王”或“成王”。为什么著名的古器物鉴定专家，竟然把一块普通的砖刻道符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因为他鉴定先秦铜器是著名专家，对道教符箓却从来没有研究过。
我说“奉天玉诏”铜牌是当代一位技艺低下的作伪者制造的一件拙劣的赝品，是经反复思考得出的结论，可谓千虑之一得。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非常简单：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到本世纪80年代，又人为地变成了历史悬案。在我们这一代形成的历史悬案，最好不要留给后人。让几十年后的学者来解决这个历史悬案，将比考证“衣带诏”的真伪还要困难百倍，因为他们很难亲眼看到这个“奉天玉诏”铜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种具有最高权威而结论却完全相反的文件，一个是国务院1988年1月13日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自成墓”在湖北省通山县，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签发的7份文物鉴定书和1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馆藏文物鉴定清册。前者的结论是李自成在顺治二年死于湖北通山，而后者的结论是顺治九年李自成禅隐湖南石门夹山寺并以“奉天玉”名义指挥大顺军联明抗清。这是两个互相排斥没有任何调和余地的结论。如果把这两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结论留给后世学者，他们将无从选择。我们留给他们的不只是一个早已解决而又重新制造的历史悬案，可能同时留给他们的是对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讥讽和耻笑，他们会耻笑我们对历史不负责任。
清初档案确证李自成已死于湖北通山
清代档案之珍贵，史料价值之高，稍有治史常识的人，是不会怀疑的。科研实践的大量例证说明，一件珍贵档案既可以推翻已经盛行多年的观点，也可以确立从来没有人提出的新观点。蔡元培曾经说过：“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转引自顾颉刚《禹贡学会的清季档案》，载1936年故宫印刷所出版的《文献论丛》。）下面列举的几件清代档案，可以确证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当然也可以确证李自成绝未削发为僧。
顺治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清荆州副总兵郑四维在揭帖中用十分明确的语言认定李自成已死，并指摘佟岱对李自成余部的招降政策。揭帖中说：“皇上止知闯逆已除，不知余孽全在。佟军门止知余孽就抚，不知真抚者何人。”（《顺治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之四湖广荆州总兵官郑四维揭报闯党阴叛请发兵速剿》，载《明清档案》第3册，Ａ3－141（2－2）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出版。）郑四维原为明朝总兵，以后投降李自成的大顺军，不久又投降清军，像这样一个反复倒戈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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