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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砖刻的道教符箓都定为一级文物，而在文字释义上不可能有争议的“奉天玉诏”铜牌只定为三级文物。在这个意义上说，所定文物级别也是一个失误。如果认定“奉天玉诏”铜牌是赝品，就应打入另册，剔出馆藏，或留作文物鉴定初级培训班的教材，不能作为文物定其级别。总之，在鉴定“奉天玉诏”铜牌的真伪、时代和级别上，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当然，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真伪问题。而文物的真伪，只能有一个结论是正确的，不是真的便是假的。可能留给后人争论的，也是它的真伪问题。
（六）帝王的诏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生杀予夺之权，有调兵遣将之权，有奖惩军政大员之权……，其权力几乎是无限的。这种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空白诏令，如果落在清政府手里，或者落在“盟友”南明政府手里，或被自己队伍中的野心家、阴谋家利用，都将会发生毁灭性的灾难。这种权力极大、假冒极易的小铜牌，又很难采取防伪、防矫的有效措施，机智过人的李自成，决不会想不到这一点。李自成如果真的禅隐夹山寺并秘密指挥大顺军余部抗清的话，决不会使用这种极易假冒的空白诏令。
（七）由于作伪者只凭想像，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造出的赝品，谁也说不清它是做什么用的。从我国古代的符节制度看，也是违背常识的。有一位研究军事史的专家解释说，这是调兵遣将的虎符，这不妥。据我所知，符上应有铭文，分左右两半，右半留存中央，左半发给地方官员或统兵将领。调发军队时，必须由使臣持符验合。因符形似虎，以合符为信，故称虎符。以“新郪虎符”为例，左右两半，上有铭文４０字，规定了它的掌管者、用途和使用权限。唐初因避太祖庙讳，改用鱼符，符形似鱼，也分左右两半，其上也有铭文，也以合符为信。“奉天玉诏”铜牌，仅此四字，没有任何关于这一铜牌的掌管、用途和使用权限的文字，也没有任何合符的关节处，就凭这个极易制造的小铜牌调动军队？何以取信于统兵将领？
古代还有一些用途平常的符节。如战国时代有一种类似通行证的符节，青铜制成，上面有铭文，如“鄂君启节”。还有一种符节，是供公务往来的人员凭证在驿站食宿用的，上面有龙头形纹饰，也有铭文。晚些时候有随身携带的各种质地的“牌”，如西夏驿站传递文书时用的敕牌、元朝铺卒传递文书时用的急递铺令牌、明初都指挥使司夜巡铜牌、明朝监察御史所用象牙腰牌、随驾勇士佩带的腰牌，入关前清军信使传递文书所用信牌等等，都有纽或圆孔供穿绳用，且有较复杂的花纹或说明使用权限的文字。
（八）我们退一步作出假设，如果李自成确有必要使用这种铜制的空白诏令，与其用“奉天玉诏”不如用“大顺皇帝诏”名正言顺，而且容易隐蔽。因为大顺皇帝和军队一起行动，行踪不定，敌人不易侦知在哪一支部队里。而奉天玉和尚的身份是公开的，禅居在湖南石门夹山寺也是公开的，并且和当地官府还有密切往来。这种“奉天玉”三字和“诏”字联系在一起的小铜牌，如果走露一点风声或落在敌人手里，奉天玉只能束手就擒，不必验证是否即李自成，奉天玉下有一“诏”字，就可将奉天玉定成死罪。
（九）我们再退一步作出假设，如果李自成确有必要使用这种空白“诏书”，完全可以用比较贵重材料（如黄金、白玉、象牙、鎏金之类），制作得精致一些。这在财力上、技艺上都不成问题，多少还可以增加伪造的难度。何至于穷困到使用这种粗制滥造的、铜质不纯的小铜牌，代表大顺皇帝的权力和地位？
我们认为，“奉天玉诏”铜牌绝非李自成的遗物，而是当代一个技艺低下缺乏历史常识的作伪者制造的一件拙劣的赝品，是一件不伦不类的怪物。
“奉天玉诏”铜牌作伪时间的推定
我们认定“奉天玉诏”铜牌是一件拙劣的赝品，其理由已如上述。它是在什么时候伪造出来的呢？这也不难考定。
李自成兵败后遁入空门，是李自成死后一百多年出现的传闻之辞。何璘据传闻之词写了《书李自成传后》一文，说李自成兵败后遁迹湖南石门夹山寺。此文载入乾隆十五年刊刻的《直隶澧州志林·艺文志》中，这是传闻之辞首次见诸文字。李自成为什么要遁迹空门呢？何璘说，李自成“令妻侄乞降，而己由公安别窜”，“设疑代毙，以为缓追脱身计”。在乾隆以前，康熙《澧州志》、康熙《石门县志》均无李自成禅隐石门夹山寺的传说。乾隆以后，嘉庆《石门县志》、道光《澧州直隶州志》、同治《石门县志》、同治《直隶州志》、光绪《石门县志》，有的只是照录何璘的《书李自成传后》一文，有的不录此文。这就是说，有清一代，所有关于李自成遁迹空门的说法，都说他是为了逃生。以逃生为目的的奉天玉和尚，当然用不着什么“诏”。伪造 “奉天玉诏”铜牌，在有清一代，还没有这样的社会需要。１９２４年章太炎撰文说，李自成“已有降志，而以负罪深重，不便归附，故先去之”。由于这种原因而削发为僧的奉天玉和尚，当然也不需要什么“诏”。这时，也没有产生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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