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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公开的、详细的报导，实在令人起疑。１９９６年９月我们课题组赴石门考察时，在与当地领导同志商讨座谈会的与会人员名单时，我们提出邀请发现“奉天玉诏”铜牌的人和主持发掘奉天玉和尚“墓”的人参加，都未如愿。
（二）此物作伪容易，因为铜的熔点较低，只1083℃，一般的煤球炉即可熔铸。而且用量小，有一个茶盅大小的坩锅就够了。民间的普通工匠就可以制作出来。由民间工匠制作的同类物品多得很，如小孩脖子上挂的“长命富贵”铜牌以及各式各样铜铸的吉祥物、祭祀用品、宗教物品等等，一般都比“奉天玉诏”铜牌要精致得多。制作这些东西，都不需要很高的技艺和很复杂的设备。可以先用小木片刻制一“奉天玉诏”木牌（阳刻正文），以这种“奉天玉诏”木牌作为范模，在半干的泥土上压制成土范，晾干后将黄铜溶液浇入土范，即成“奉天玉诏”铜牌。如果想制作许多，或制作得精致一些，在土范晾干后入窑烘烤或焙烧，制成陶范，将黄铜熔液浇入陶范即可。石门博物馆的“奉天玉诏”铜牌正面，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明显的铸造纹痕，自右上斜向左下，条理清晰。
（三）“奉天玉诏”铜牌若是李自成遗物，距今已三个半世纪，且是在南方潮湿地带的菜地里挖出来的，上面应有铜锈或锈蚀痕迹。我曾用放大镜细观察过“奉天玉诏”铜牌，上面没有任何铜锈或锈蚀痕迹。留存至今的清代铜钱，除了未经窖藏的以外，没有不生锈的，甚至道、咸、同、光几朝的铜钱，都有明显的锈蚀痕迹。在南方潮湿地带埋了三个半世纪的“奉天玉诏”铜牌，为什么没有铜锈或锈蚀痕迹？其实作假锈是很容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作伪技艺拙劣的理由之一。
（四）细看“奉天玉诏”铜牌铸造工艺，模具粗糙，凭肉眼可以看出铜质不纯，且有明显的铸造缺陷。铜牌的上端有一圆孔，是作为系绳佩带之用的，但铸造时圆孔没有穿透。这个铸造缺陷，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们注意到了，也写在鉴定书上了，但用语含混，说是“有象征性不透圆孔”。 “奉天玉诏”铜牌构图简单而拙劣，简单到只有“奉天玉诏”四字没有任何装饰性的花纹。既然是“奉天玉”的“诏”，怎么连象征权力或象征吉祥或佛教常用的卍形花纹也没有？ “奉天玉诏”铜牌背面有新近磨制痕迹，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们注意到了，在鉴定书的备注栏内写上了“铜牌背面有人为的磨光现象”一句。文中的“磨”字，原文误写作“摩”，参照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用语迳改。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们已经注意到“奉天玉诏”铜牌的几个伪造疑点，如不透圆孔的铸造缺陷和现代人磨制痕迹，当然不合我国古代文书制度及粗制滥造的伪迹，按理说也是应该能看出来的。但是他们没有沿着已发现的疑点深究下去，而是匆忙签署了产生于明末清初可定为馆藏三级文物的鉴定书。由于它盖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大印，现在又由石门博物馆公诸于世并已广泛传到海外。这样一来，这份文物鉴定书将遗患无穷，而且可能祸及后世学者。若干年之后，将要进行一番经久不息的真伪之辩和繁琐不堪的考证。没有机会看到实物和鉴定书原件的人，则只好茫然不知所从了。但愿在我们这一代就解决，不要像前面提到的光绪求救诏（“衣带诏”）那样，让后世学者考证几十年。
（五）“奉天玉诏”铜牌与历代政治、军事制度不合，甚至违背历史常识。在帝制时代，皇帝对臣民的命令或文告称之为“诏”，如《上尊号宽恤诏》、《立皇太子诏》、《南狩还京诏》、《即位大赦诏》、《罢斥摄政王追封并撤庙享诏》、《顺治遗诏》、《顺治亲政诏书》、《康熙四年诏书》、《天王诏旨》等等。明清两代的皇帝诏书，多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起头，后面接叙命令或文告的内容，内容有长有短，但绝不可能没有任何内容。《顺治遗诏》和《同治遗诏》是有争议的“诏”，也是有很长内容的。前述伪造的“衣带诏”，还有近百字的内容，因为它毕竟是深懂历史的康有为伪造的，不致出现明显的疏漏。而“奉天玉诏”铜牌，仅此四字，有“诏”而无皇帝命令或文告的具体内容，实在是空前绝后的、不可思议的文书制度。大顺皇帝（奉天玉和尚）诏告天下什么呢？现代有空白介绍信，也只是在无关紧要的场合使用。从古代的文书制度看，绝无没有任何内容的诏令。文物鉴定，贵在辨别真伪。如果认定“奉天玉诏”是真的，表明奉天玉是个做过皇帝的和尚，而且“禅隐”之后还在以帝王身份发号施令，当然是李自成的遗物无疑。这是迄今所知古代农民领袖遗留下来的最珍贵的文物，证明李自成确实在幕后指挥“联明抗清”，据此可以改写清初20年的历史。虽然它在艺术上、在质地上毫无价值可言，但它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堪称旷世珍宝，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也不为过。可是，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都只定为“馆藏三级文物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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