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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奉天玉诏”铜牌的社会需要，甚至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念头。１９８５年，《湖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５期上发表了署名申悦庐的一篇文章，题为《大顺军领袖李自成被害问题存疑》。他把何璘、章太炎的消极禅隐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加以修改，删除“乞降”、“别窜”、“脱身”、“降志”、“负罪”、“归附”一类有损英雄形象的观点，改得积极一些。申悦庐指出：“当时的中国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这时候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推翻明朝，而在于抵抗清兵，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民族矛盾已上升到主要地位，而阶级矛盾已下降为次要地位了。”“而南明既视李自成为不共戴天之仇”，李自成只好自己下野，让高氏、李过、高一功与南明合作抗清。这样一改，李自成削发为僧，就不是“缓追脱身计”，而是伟大的战略决策了。“禅隐”的动机，固然变得积极多了，但也只是自己下野隐居，让高氏、李过、高一功与南明合作抗清。李自成既是下野隐居，不对谁发号施令了，当然也用不着什么“诏”。这也就是说，在申悦庐的文章问世的１９８５年以前几百年间，谁也没有想到、谁也没有说过奉天玉和尚还有向世俗人等发号施令一类的事，还有用“诏”的必要，当然不会有人伪造出“奉天玉诏”铜牌这样的怪物来。
１９８５年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报刊上有许多文章把李自成禅隐的动机，比申悦庐说得更积极了，他不只是下野隐居，而是让高氏、李过、高一功在前台，李自成本人在幕后秘密指挥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长达２０年之久。这种积极禅隐的主要观点，归纳起来有四：（一）鉴于清兵已构成主要威胁，李自成于顺治二年五月在武昌召开秘密军事、政治会议。这是一次绝密的应变决策会议，会上密商了下一步的军事部署与政治策略。（二）作为这个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遣刘宗敏、郝摇旗等率领十余万人趋奔九宫山一带大肆宣传李自成已死的消息，它完全是大顺军准备与南明联合的一个信息。 （三）李自成素具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远大的政治目光，曾多次请求与明室停止内战，共同抗清。早在山海关战役时，甚至在攻进北京之前，就已作出了“联明抗清”的统战决策。（四）大顺军余部的联明抗清是李自成隐居幕后，以高夫人、李过、高一功代表全军出面的，这个联明抗清决策指挥机构的领袖，就是已经退隐却仍在随军指挥的李自成。高夫人、李过、高一功只不过是出面站在前台活动的李自成的传令者和影子。（见《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第１３１页、第１９４页、第２０６页、第２１９页、第２５５页、第２７７－２７８页。）这样解释李自成禅隐夹山寺的动机，比何璘，比章太炎，比申悦庐，积极多了。可是支持这种积极禅隐的文献资料，一条也没有，完全出于假想和臆测。坚持这种积极禅隐的论文，谁也没有引用“奉天玉诏”铜牌作为立论的文物依据。由此不难推论，伪造“奉天玉诏”铜牌的时间，大体在流行李自成幕后秘密指挥联明抗清的观点之后。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出现这种赝品的社会需求。
余论
在《李自成终归何处》一书中，除刊载了《奉天玉诏铜牌鉴定书》外，还刊载了《“敕印”铭石龟鉴定书》、《西安铜马铃鉴定书》、《成字铜马铃鉴定书》、《永昌通宝铜钱鉴定书》、《梅花诗木刻版鉴定书》、《“支那撰述”木刻残版鉴定书》七份，另外刊载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馆藏一级文物鉴定清册一页。上述七份鉴定书，都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大印。现分别予以论述。
关于“奉天玉诏”铜牌的鉴定，我的一得之见已如上述。
关于《“敕印”铭石龟鉴定书》，我已写过专题论文《“龟形敕印”是道家法器与李自成无关》收入《李自成结局研究》一书的第２４５－２５０页，可供参考。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在鉴定书中并没有说“龟形敕印”与李自成有什么关系，这是慎重的。此物湖南专家命名为“龟形敕印”，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改称“敕印”铭石龟，比较贴切。此物平底阴刻“敕印”二字，正文，肯定不是印章。帝王不用这种东西，和尚也不用这种东西，我认为是道家法器。石龟、敕印，道教的特征十分明显，怎么会出现在佛教的大雄宝殿里？这本身就是一个疑问。是否产生于明末，更是一个疑问，文物本身没有提供任何依据，也没有任何文献上的依据。是否应定为馆藏三级文物，则越出了本文讨论范围。
《西安铜马铃鉴定书》、《成字铜马铃鉴定书》，都定为馆藏三级文物，年代均定为明末。根据什么定为明末遗物，可能是沿袭了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现摘述如下。
据文献资料记载：“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后又称新顺王。”所以此物与李自成禅隐夹山寺之说有一定关系。
只有把这些铜铃和李自成联系起来，才能定为“文物”，才能定为“馆藏三级”。把这些铜铃和李自成联系起来是极大的误会。这些铜铃在北京旧货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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