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2】

口述历史有何特色（片段节译）

编译：贺小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一 口述材料的口述特性

　　口述材料就是口说的材料。尽管学者们也情愿承认录音带才是事实上的文献，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是将功夫倾注在将口述转化成文字的工作上，而且最终被出版的也仅仅是这种文本。毁坏声音文本一个象征性事例，就是录音带有时竟然会被毁掉。
　　转成文字的文本将听者转化成为读者，这个过程之中就隐含了变化和解释。举例来说，与文本相比，为教室使用的录音的不同功效，是只有靠直接的体验才能够鉴别的。我之所以不同意将精力过度投入到寻找新的和更便捷的由录音转换成文字的方法上，这就是原因之一。企图用文本取代录音带，这无异于为复制品做艺术评价或对翻译本做文学批评。无论多大限度的直译，都不可能达到最好，无论怎样忠实于原作的译本，也多少隐含有译者的创造，将口述材料转化成文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对口述材料中口述特性的忽略，直接危害了将录音转换为文本的理论。口述是材料来源，这是通常最为人所强调的一点：口述材料能够提供给我们那些不识字的人和社会群体的信息，他们一直被文献所遗漏或歪曲。口述材料还提供给我们相关的语境，即这些人和人群的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然而，这些并非为口述材料所独有，例如有关移民的信件，尽管已付诸文字，也同样提供了史料和语境。另一方面，许多口述史的计划也收集对某些社会群体成员的访谈，这类成员有著述，而且一直被种种议题所关注，而这些议题通常被认为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因此，仅仅是史料来源与语境，还不足以将口述材料从普遍的社会史史料中区分出来，于是，许多口述历史的理论，事实上，从总体说就是社会史的理论。
　　为了寻找区别性因素，我们就必须首先求助于形式。无庸赘言：用文字表现语言时，几乎完全借助切分特征（字位、音节、字词和句子）。但语言也由另外一套特性构成，这些特征不能包容在单个的切分成分中，但它们也是意义的载体。大众语言的音调、音响和节律都暗承社会涵义，这在文字中是无法再现的――除非像并无恰当、几不适用的乐谱。同一段陈述会由于讲话者的语调不同而有截然相反的含义，而讲话者的语调并不能在转写中得到客观表现，只能由转写者用自己的大致描述。
　　为了使转写具有可读性，插入标点符号通常也是必要的，而这也多少添加了转写者的凭空臆断。用标点符号来表示停顿是按照语法的规则：每一个符号都有规定的位置、意义和长度。这些与讲话主题的节奏和停顿根本就不可能匹配，结果将言语限制在它本不必遵从的语法与逻辑规则内。断句时的精确长度和位置对于理解讲话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作用，符合语法规范的停顿意味着谈话内容是围绕一个基本的陈述和询问模式来组织的；相反，不规范的长度和停顿往往有更多的情绪表达，而非常沉重的有节奏感的停顿则令人想起史诗的叙事风格。许多叙事者在同一次访谈中，他们对所讨论主题改变时的态度变化，会使谈话的节奏从一种类型转向另一种。当然，这只能从听中感受，而不是读。
　　与此相类的，是访谈时讲话者的语速及其变化。这里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循：速度减慢可以意味着加重语气，同样也可以意味着表达出现了困难；语气急促可能是想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同样也可能是因表达更熟悉更容易。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语速转变的分析都必须与对节奏的分析结合起来。总之，变化是演讲的要义，而固定则是书写（尤其是要付诸出版的书写）的要义，对于阅读者的假设的要义则是，多样性是在阅读中产生的，而不是文章本身所具有的。
　　这并不是一个纯语主义问题。这些在部分之内包容不了的特性正是许多基本叙事功能中一个（不是绝对的，但是非常重要的）点：它们表现了叙事者的感情、他们在故事中的参与程度和他们对故事的反应，这常常涉及到讲者可能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表达的、或者并不完全在他们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的因素。如果将这些特性抛开，讲述者的感情内容便会被我们降低到文字书写的文献那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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