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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笔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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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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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酒精起了作用，在谈到崇文区红卫兵抄一资本家家，女孩子操刀反抗被活活打死时，他嘴里忽然冒出这么一段触目惊心的话：“我到新疆没几天，囗囗囗中学的红卫兵来抄我家，我哥那年24岁，手里抄起一个擀面杖，护着我妈说：谁敢动我妈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没想到一个红卫兵从身后给了他狠狠一棍子。一声没吭，就倒了。一顿乱棍，把我妈和我哥都打死了……”“文革”初期血雨腥风中，红卫兵在北京城里抄了多少人家？打了多少人？死的至少也有几千口吧，能够像他哥哥那样挺身护卫老母亲的能有几人？！我不禁对他死去的哥哥肃然起敬，又不解地问：“你哥哥是英雄啊，应该青史留名的，你为什么要隐瞒那段历史，说你妈是病死的？”他显得很不好意思，指指身边那位跟他共了几十年风雨的老哥们：“我们家的这事儿，对他都没说过。”他还告诉我：哥哥死后，嫂子改嫁，遗腹子送了人，改了姓，如今长成大小伙子，还不知道他爸是怎么死的。领红卫兵抄他家的那人，竟是他发小练跤的跤友，居然不知道那是他的家。这事让他至今悔恨不已：“如果我当时在场，他一挥手就能把那帮小子招呼走。这是灭门之灾啊，就是因为他们把我送了新疆……”我提起这件事，是想说，口述者的虚拟有着复杂的原因，但至少在现实中，专制主义造成的恐惧阴影，仍旧是妨碍受访者实话实说的一个原因。口述者文过饰非，选择性地讲述他想要讲的东西，隐瞒他不想说的部分，这就使口述的真实性打了折扣。
口述方法的不足，不仅在于受访者的“虚拟”，还在于有意删去某些真实，从而将变了味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我采访的一个女知青，有一个非常隐私的事儿。她跟农民结婚，按我过去的理解，那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一个是出身不好，一个是生活太艰难，没有别的东西了，可她谈到这个问题，却说那么早在农村结婚，跟当初的性经历有关。可是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她也不好说，我也不好问。这个事件一直到现在还缠绕着她，她总说：我就弄不明白，这个经历对我怎么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可是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也不清楚。审核定稿时，她提出要删去这一段。我提出可以换用假名，这样就没必要隐瞒了，但她不同意。最后，对她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个隐私就这么删去了，那么关于她在农村结婚的原因还说得清么？
还有这种情况，某人口述讲的挺好，我好不容易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请她核实，结果被她大刀阔斧几乎全部改写，该删的删了，该改的改了，改隐讳的隐讳了，受访者担心可能招致的议论、歧视、官司，作出种种删改，当然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核定人名、地名、时间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不真实。
最后我想说，在评估口述的功用和价值方面，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存在着一定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人类学者的工作中心主要在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研究对象是没有文献或少有文献的少数民族，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田野调查、采访口述顺利成章成为重要的工作手段。史学则不然，它的研究范围可能更宽一些，在时间与空间任意穿梭的自由度更大一些，研究对象可以是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也可以是主导社会潮流的精英集团，不管怎么说，立足文献研究，正是它自身优势，口述方法当然要利用，但优势不能舍弃。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史，胡本人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替李宗仁写口述史，李本人的口述只占百分之十五，其它部分资料都是他搜集并加以印证补充的。可见，即便是撰写口述史，史学家的文献功底也是一大优势。
总之，口述方法与文献方法，其实都有它的局限。受访者有选择性记忆，历史的编纂者不是也有选择吗？口述史料有失实的地方，文字书写的史书就完成真实吗？至于哪种方法容易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个问题恐怕永远说不清。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口述与文献互相补充，彼此印证，两者相得益彰，就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1]在这方面的介绍性文章有《光明日报》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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